1934年11月13日，沪杭公路翁家埠大闸口发生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国民党特务截停《申报》主编史量才座驾并将其枪杀。正是这年2月，浙江德清籍进步女青年沈兹九受聘于史量才，创办了《申报》副刊《妇女园地》。

这场政治谋杀直接缘于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坚持抗日立场，抨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比如《妇女园地》以妇女解放和民族救亡为宗旨，吸引了大批进步女性。暗杀事件后，国民党加剧“文化围剿”，《妇女园地》首当其冲。至1935年4月，版面被强制缩减1/3，同年10月被迫停刊，共出版88期。

沈兹九在《妇女园地》停刊前就已开始筹备新刊《妇女生活》。

1935年7月1日，《妇女生活》创刊号面世，但发展历程同样充满艰辛。《妇女生活》初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半年后因政治压力合作中止，后转入生活书店出版，成为全国25种进步刊物之一。抗战期间编辑部辗转上海、汉口、重庆三地，淞沪会战后迁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再迁重庆，1941年因皖南事变停刊，7年共出版100期。

迁至武汉后，《妇女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成为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重要宣传阵地。邓颖超也参与编务，亲自为刊物撰稿，并经常以杂志社名义召开座谈会，研究建立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等议题。1938年初，她发表《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妇女运动要以抗日救国为中心”。

在邓颖超的指导下，沈兹九实现了从编辑到妇女运动实践者的转型。

她积极组织各类妇女座谈会和茶话会，创办女工学校、夜校和讲训班，培养妇女骨干力量；配合共产党强调保卫武汉、团结抗战的重要性，系统宣传中共抗战主张。

作为这场思想论战的重要旗手，沈兹九还在刊物上连续发表《女权与救亡权》《家庭妇女的动员》等文，驳斥“贤妻良母”论，强调“国家需要妇女不只是家庭工作者”。这场斗争推动中华邮政总局废除女职员禁婚令、福建省撤销禁用女职员规定等政策。

1939年，沈兹九经邓颖超介绍秘密入党。

《妇女生活》不仅成为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中国妇女刊物，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理论宣传的重要延伸。沈兹九从进步编辑成长为秘密党员的人生轨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