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新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实践论》就是其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一个部分，后来单独成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与同一时期毛泽东的另外一篇哲学名著《矛盾论》一起，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其思想主题和基本内容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实践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在回顾写作原因时曾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为何不能不写？一是指导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也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进行双重的深入研究，也缺乏斗争经验。于是，革命主要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这些指导往往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这是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另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答案，因此遭到质疑和否定，结果导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正是在这种胜败之间的比较中，毛泽东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正是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实践论》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写的著作。　　

二是肃清教条主义思想根源的需要。《实践论》的写作，从另一角度看是解决党内思想路线斗争问题的需要。革命过程中连续不断地出现的错误路线，特别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思想根源上就是不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割裂开来。因此，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认为只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实践论》的写作即是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实践论》写作的直接背景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党内却形成了一种忽视阶级矛盾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一贯“左”倾的王明，自从倡导统一战线后就变得右倾了，提出所谓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的这种变化看似是左右摇摆的两极，在思想根源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中要制定并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必须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为此，毛泽东将掌握这种科学思想方法当作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他应邀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直接目的就是用这种思想方法武装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这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重要原因。

《实践论》的思想主题是论述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从哲学上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将整个认识运动过程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实践到认识，第二个阶段是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论述的是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认识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形成了思想和理论；从认识到实践，论述的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必须重新回到实践中去，从而实现从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飞跃。对于第一个认识阶段，《实践论》特别强调实践的基础性作用，离开实践就不可能产生认识。对于第二个认识阶段，《实践论》特别强调认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当然，由于实践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因而理论也是极为重要的。“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性还在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也只能是实践。在第一个飞跃中，理性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个问题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真理的本质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的符合，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认识本身，而必须是将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联系起来的实践。“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对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论述，不止于分析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认识运动，而是进一步讨论了认识过程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及其辩证关系。每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是有限的，经过两次飞跃后，“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就全部认识过程来说，就人类认识的总体来说，每个具体的认识过程只是阶段性地、相对地完成了。客观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作为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能动反映的认识活动必然是不断发展的无限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在此基础上，《实践论》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在分析和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后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一结论，蕴含着中国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厚积而薄发，言简而意深。对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深中肯綮。“左”的错误，表现为思想上和行动上超越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右的错误，则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行动上表现为“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而是企图开倒车。“左”的和右的错误，虽然表现各异，但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即都是割裂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都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把《实践论》《矛盾论》等列为务必认真学习研读的经典著作。以《实践论》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看家本领。　　

首先，《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实践论》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法宝。1978年5月拉开思想解放序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彰显了《实践论》的长久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基于《实践论》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这之后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　　

再次，《实践论》奠定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思想基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两个大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和强调《实践论》的基本观点，凸显了《实践论》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从党的理论创新维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产生、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科学理论，充分彰显了《实践论》实践第一的核心观点。从党的理论武装维度来看，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这充分彰显了《实践论》所强调的从认识到实践的核心观点。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维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彰显了《实践论》所揭示的认识运动基本规律的时代意义。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