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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去,曲未终——纪念孙犁先生逝世14周年
发表时间:2016-07-08    来源:北京青年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陈卫平

  7月11日,下周一,是孙犁先生的忌辰。他是少见的,仅凭一支笔赢得读者的作家。也是少见的,能与人相伴一生的作家,少年读之如清风扑面,老年读之如饮茶回甘。本版刊发此文,以志纪念。

  7月11日是孙犁先生的忌日(先生逝于2002年)。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很多书的印象淡薄了。这和时代的剧烈变化有关,和阅读兴趣的转换有关,也和渐入老境有关。不过,半个世纪来,与孙犁的作品一直相伴相随。

  1967年秋,家里受到“文革”冲击,一度避居郊外的亲属家,无聊至极,把那里的文学书籍——中学语文课本翻了又翻。那时的心境容易接受舒缓的文字。渴鹿思泉,造化弄人,幸会孙犁作品,名作《荷花淀》开头几段今天还能背出。以后,在北大荒的炕头上,在探亲回城的日子里,《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都读了很多遍。《风云初记》辗转托人才借到,封皮和最后十多页都已不存,拿到书时兴奋又懊丧。

  与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的小说有所不同,孙犁作品鲜有正面厮杀的场面。常常出现乡间的年轻女子,艰难岁月里看似柔弱实则刚强的年轻女子,因而不是“小巧弄姿,无关大雅”,是别具一格的野芳幽香,清水芙蓉,一颦一笑,动人心弦。孙犁后来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自然,这是一家言。

  1978年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不时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孙犁的短文。评小说,谈写作,一律短句短文,精警渊雅。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晦涩新词。中年以后自己的兴趣趋向散文杂文,欣喜地见到孙犁这方面的新作。再以后,买旧书多了,看书话多了,又意外或并不意外地读到了《孙犁书话》。小说家起步的孙犁异于专事散文书话的作者,有云淡风轻的规范之作,也有感情奔流的往昔回顾。

  民国热是一个时期以来的话题。孙犁笔下的民国是抗战前和抗战中的冀中乡间,比如怎样订阅大都市的报刊(如《大公报》),怎样获取新文学作品……在众多的都市贤达名媛以外,让今人看到了另一个民国,更为广大更为日常的民国。《孙犁书话》与郑振铎、阿英、黄裳等多人的书话同属一套丛书。农家子弟孙犁无论家庭背景,开始聚书的时间(1949年进城以后),再到看书的动机,都有不同,甚至难以传统的藏书家目之。孙犁如是说:“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都有些疲劳,想停下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晚近一些藏书家的文字有时流露出闲适乃至矜夸,而孙犁老老实实地写道:“昨日又略检鲁迅日记书账,余之线装旧书,见于账者十之七八,版本亦近似……追步先贤,按图索骥,以致汗牛充栋也。”孙犁的聚书和读书,有自己生活道路的浓重投影,他的书话也就有了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

  十年浩劫以后的孙犁文字,从容,沉郁。《芸斋小说》堪称神品。散文杂文的有些文字初读时,似觉非出一人之手。如“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如“禅语有,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云云。过去视为机锋,今日细想,实是废话。佛书多类此。”又如“目力已衰,而不能读(古籍新印本),余又不能一日无书……木版书,即将成为目前唯一之精神支柱矣。”再如钱牧斋《初学集》书衣上题跋无一字谈此书,而是忆旧。“晚听广播,姚依林同志逝世……彼时同志之间,无论识与不识,何等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零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不禁老泪之纵横矣。”(以上见《曲终集》)。读得多了会觉得,对孙犁较难用一把惯常的尺子衡量。读晚年的孙犁,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想起聊斋主人。或者应该引用王国维的话,“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人间词话》)。

  管窥蠡测,是否这样两点区分了孙犁与某些人。第一,与时代的关系。孙犁在祖国危难的年代拿起了笔,用他的话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他的足迹证明,认真的做人作文之路不只一条。第二,对自己的认识。在常人眼光里,他是三八式老干部。但孙犁一生为文,远离喧嚣,行文率真,真而有识。孙犁自道:“我的一生做过许多错事,鲁莽事,荒唐事,特别是轻举妄动的事”。(《曲终集》)。其晚年文字中常有“走麦城”的描述,包括个人生活的曲折。

  书橱里有七种孙犁的单行本。2000年新年在书店看到《耕堂劫后十种》(山东画报1999年初版,责编汪家明先生),是当时少见的小开本,装帧和用纸都见工夫。因与已购书籍重复,思之再三,仅购入《曲终集》一种。孙犁1995年为此书写的序言道:“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人仍见,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

  供图/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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