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管党治党的“戒尺”

尹传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回顾党史上的纪律教育，对当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从“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一路行军作战、长途跋涉，战士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时值秋收，有些战士饥饿难耐，便随手挖了老乡家的红薯，当地群众对此颇有意见。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意识到纪律松弛会损害与群众的关系，不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于是决心整肃军纪。在井冈山茨坪西南面的荆竹山“雷打石”前，毛泽东正式宣布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经过毛泽东的耐心教育，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纪律初立，新问题接踵而至。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后分兵下乡。战士宿营无床，便借老乡门板和稻草打地铺。部队离村后，有的门板未及时归还，有的归错原主，铺过的稻草散乱各处。草林圩群众向毛泽东抱怨，自家门板是斗榫的，放错便“斗不上号”。毛泽东据此将群众意见写进军纪，逐渐形成“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规定。为何不是简单“还门板”，而是“上门板”？因门板大小、榫眼各异，放错一家，群众就无法安装。至于损坏赔偿，毛泽东解释：打破旧缸赔新缸，即便新缸不如旧缸顺手，赔总比不赔好。仅有规定还不够。部队离开后，纪律检查人员还要回访群众，查借物是否归还、门板是否上好、铺草是否捆好。战士还把纪律刷在墙上、写在包袱布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井冈山地区后来流传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严明的纪律，使红军树立了良好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此后，严明纪律始终伴随部队行军作战，毛泽东更是以身作则，严格执行。1933年8月，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调查。临走前，他让警卫员吴吉清按照规定去结清伙食费和食宿费。当地老干部听说毛泽东只住一夜，不肯收费。吴吉清只好把钱拿回来。追上队伍后，毛泽东马上问：食宿费结了没有？听说没有收，他立即让吴吉清回去缴清。同行的陈奇涵见已经走出很远，主动提出代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叮嘱：“老陈，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方面更要严格。”钱后来交了回去。铲田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的账簿上，留下了一行字：“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住，到还大洋一元四角五分，陈奇涵。”

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三大纪律，并把“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列入八项注意。从具体朴素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到明确完备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严格的纪律，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为党和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

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1939年延安刘力功事件，就是说明党的纪律严肃性的典型案例。刘力功在抗大学习后，党组织考虑到他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决定派他到华北基层锻炼。他不愿服从，提出要么继续进学校学习，要么回原籍。党组织多次找他谈话，明确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到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几天后，刘力功表示可以去华北，却又附加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组织没有答应，他再次拒绝执行。陈云亲自找他谈话，见他仍坚持去上层机关，便说：“你非要到上层工作，就到延安山头开荒去吧。”党组织给他反省机会，他仍坚持己见。中央最终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并向全党公布。

1939年5月，陈云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论述遵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陈云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同时强调：“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此后，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对纪律的强调，也落实到日常学习等具体事务中。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宣传部规定，整风学习中的指定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在一些人看来，文化水平高、参加革命时间长或过去有功劳，似乎可以在写笔记上打折扣。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强调：“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既然规定要写，就要照办。他借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打比方：“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个“紧箍”不只套在别人头上。毛泽东说既然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文化干部要写，“武化人”也要写；新干部、老干部要写，学校、机关都一样，“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有人过去贡献很大，能否少写？他的回答同样干脆：“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写完还要检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随后分工抽阅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规定并没有因为对象是高级干部而另换尺度。

从刘力功因拒绝组织分配被开除党籍，到延安整风中“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贯穿其中的是同一条原则：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铁的纪律对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1945年4月21日，距党的七大开幕尚有两天，来自各地的代表已齐聚延安。此时，中国共产党是拥有121万名党员的大党。队伍不断壮大，成员经历各不相同，思想认识上难免存在差异。正因如此，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那么，共产党应当向何处看齐？他明确回答：“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他进一步指出：“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毛泽东强调的“看齐”，并非停留在口头上的口号，而是要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校正偏差、统一行动。中央要统揽全局、正确决策，必须及时了解各地真实情况；各地要执行中央决定，也必须及时请示报告。若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中央便难以掌握全局，各地也容易自行其是，“看齐”便会落空。因此，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把“看齐”从原则要求转化为组织纪律和具体制度。为使全党在迅速变化的局势中真正步调一致，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并注明“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制度建立之后，关键就在落实，越是在战事紧张、环境复杂的情况下，越能看出各地是否真正把向党中央看齐落到了行动上。当时，邓小平正率部在大别山。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后，敌军反复围攻，新区土改也出现急于求成的偏差。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发出后，邓小平于1月15日报告进入大别山后的总体情况，一周后又专门回答中央关心的土改等问题，3月再次将新区工作中“左”的错误及纠正办法写成报告送至中央。毛泽东阅后复电：“非常之好”。后来谈及报告制度，他还以大别山为例：“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

有些地方行动迟缓，报告迟滞。毛泽东发电追问：在“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中，邓小平尚能照规定报告，“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是“无纪律思想”。这些地方随后补交报告并作出检查。毛泽东进一步说明，综合报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使中央“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负责同志本人也有益处——可暂时从日常事务中抽出，“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毛泽东把当时任务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并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可见，纪律不是束缚，而是统一意志、贯通全局、赢得胜利的保障，全党步调一致，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当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引领和保障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教授】

（编辑：梁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