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薇 王 沫

“我94岁了，身体小毛病不少。眼睛不大好了，查阅文字资料得用12倍的电子放大镜。但只要身体能顶住，我还要再多读一点东西、多做一些研究……党和国家授予我‘人民教育家’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我要倍加珍惜、不懈奋斗，不偷懒、不自满，继续潜心研究、认真教学，将所有为学、为人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2024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颁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后，张晋藩饱含深情地写下这段文字。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可皓月千里。作为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作为为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民教育家，张晋藩用70余载治学育人的丰硕成果，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真谛。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不偷懒，不自满”，是张晋藩的人生格言。

纵观张晋藩的学术生涯，幼年时的悬梁苦读，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记得小时候临睡前，父亲常给我讲《三国演义》里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的故事，我听得入迷，对书的热爱也越发高涨。”张晋藩回忆说。

张晋藩的父亲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家中书柜也被各类书籍塞得满满当当。《三国演义》《水浒传》《饮冰室文集》……年幼的张晋藩为自己列出了长长的书单。读宋末元初诗人翁森的《四时读书乐》，他牢牢记住了“读书之乐乐无穷，春夏秋冬乐其中”一句，认定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初中时，一本《居里夫人传》又深深吸引了他，书中居里夫人在艰苦环境下呕心沥血提炼镭的故事，让年少的他领悟到：“做学问也大抵如此，不怕苦才有收获。”

张晋藩的童年是在伪满洲国统治下度过的，当时的历史课不教中国历史。他下定决心：为国家富强而读书。他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因为知史才会爱国、学史更能明志。

时针拨回1949年10月1日清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们整齐列队走出校园，一路高歌，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19岁的张晋藩就在其中。忆起开国大典上的一幕幕场景，张晋藩至今仍激动不已。他说：“当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我们顿时热泪盈眶。身为中国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我自豪、我骄傲，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读书的信心！”

自此，张晋藩始终不忘诺言、刻苦读书，不断与共和国共成长。

1950年9月，张晋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国家与法权通史研究生。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有20多名研究生，分成6个学习小组，张晋藩被推选为其中一组的组长。作为“领头羊”，除去上课时间，他每天都要带着3名组员在宿舍苦读。“老师布置的参考书特别多，每周检查一次，不用功是不行的。作为组长，我周一早课时把当周读书计划发给大家，上面详细列出书名、页码、详读略览要求、读书笔记规范等等。我们对读书如饥似渴，常常错过饭点。”张晋藩回忆说。

就这样，张晋藩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了2年丰富且充实的学生生活。谈起这2年学习路上的引路人，张晋藩忆起诸多往事，言语中满是感激：“求学路上，何思敬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讲的很多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用。”

何思敬告诫张晋藩：“做学问只与‘认真’二字相关，并不因条件好坏而有所改变。”这句话在张晋藩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70余年如一日，踏实做学问、埋头勤耕耘，凭借“锱铢必较”的认真，白手起家将中国法律史学科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来，让中国在世界法律史发展进程中拥有了自己的声音。

“不能让子孙到外国学习中国法制史”

在法律史学研究领域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张晋藩毕生的追求。

1952年7月，张晋藩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教研室的安排下，他承担起讲授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课程的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一门新课程，虽然可以借鉴苏联的相关学科经验，但面临着既无专业师资又无系统教材的困境。张晋藩不得不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讲义，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拓荒之路。

这段编写教材的历程充满艰辛。曾经的“旧法制”在时代洪流中断裂，典籍散佚，研究停滞。而“新学科”的建设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归纳探索、著书立说。在资料匮乏、缺少经验的条件下，张晋藩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研究。

历经9年磨砺，张晋藩通过搜寻资料、撰写讲义、课堂讲授、修改完善，于1961年完成《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第一分册的撰写，填补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教材空白。2年后，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随着学科发展，张晋藩开始与国际学界交流。在与日本、美国学者的交流过程中，他震惊地发现，国际学界已经多次召开有关中国法制史的学术研讨会，却从未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参与。这深深刺痛了张晋藩的民族自尊心，更加坚定了他“将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心建立在中国”的决心。他说：“不能让子孙到外国学习中国法制史。”

1979年，在中国法制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张晋藩倡议集全国之力编写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然而，当时大多数研究者仍忙于学科的基础教学，无暇他顾。面对人力、物力的双重困境，张晋藩毅然决定率先开展编写工作。1981年，他编著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正式出版，为编写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奠定了基础。成书之际，他满怀豪情地写下：“万顷洪波水接天，白帆点点打渔船；男儿当奋擒鲸志，慷慨高歌碣石篇。”这首诗既抒发了他难掩的激动之情，也展现了他继往开来的坚定信心。

学术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10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历时19年才得以完整面世。在此期间，张晋藩经历了研究团队人员变动的困境，也遭遇了因出版社改制导致书稿积压的窘境。但他从不气馁，正如他所说：“驱使我为此书坚持不懈奔走呼号的，是根植于心的历史使命感。发展中国法制史学是我们中国学者肩上共同的责任。”正是这份责任感与使命感，支撑着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0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共500多万字，以夏朝法制为开端，系统梳理了5000多年的中华法制文明。它凝聚了几代法制史学者的智慧，对中华法制文明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被意大利学者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如今，这部著作已成为中国学者对外交流的一张重要学术名片，实现了张晋藩“将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心建立在中国”的夙愿。

张晋藩（左）悉心解答学生问题。

“但开风气不为师”

张晋藩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中国法制史学者，更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他将培养学生视为与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事业，始终践行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教育理念。

在学生的选拔培养上，张晋藩主张不拘一格选人才。1983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后，他招收了新中国第一届法制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

教学中，张晋藩以“三严”著称：治学态度严谨、学术标准严格、资料考证严密。他要求学生建立系统的读书方法：对于非专业书籍，快速浏览以拓宽视野；对于专业典籍，则要精读深思并撰写读书笔记。在课堂上，他善于设定话题组织学生讨论，并在最后予以点评。他对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不吝赞美之词，但对学术质量的要求却从不放松。他的学生都知道，张教授会逐字逐句批改论文，一篇论文往往需要修改三五次才能最终定稿。他常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提升。”

张晋藩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张京凯，对先生晚年仍时常召集博士生“读论文”的场景记忆犹新：“先生患眼疾后，‘改’论文变成‘读’论文，依然逐字逐句、手把手指导修改。”

“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不是写了多少书，而是看到了每个学生的成长。学术的传承，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我希望学生们记住：治史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开创。”张晋藩说。

张晋藩的教育智慧更体现在对研究志趣的尊重上。他从不要求学生继承他的学术观点，而是鼓励“百花齐放”。

“我始终认为，学生要赶超老师，只有这样，中国法律史学才能不断发展。”张晋藩说。他鼓励学生在充分阅读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可以挑战他的观点，这种开放包容的胸襟，营造出教学相长的良好氛围。在他的引领下，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张晋藩的心中，品德是学问的基石，人格是学术的高峰。因此，他始终将“德”置于“才”之前，以培养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学子为教育的首要准则。他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顶天立地’——‘顶天’是要有理论高度，‘立地’是要扎根中国实际。”

如今，已届鲐背之年的张晋藩仍坚持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晋藩需要学生的辅助才能完成幻灯片的制作；尽管课程的时间有限，无法将他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尽数传递给学生，但正是这第一课，向青年学子传递了“知史爱国、认真治学”的坚定信念和学术精神，激励他们为国家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党建》杂志社）

（编辑：孙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