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升 李秀军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央苏区时期，群众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苏区干部的好作风，使党在苏区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提高了党的威望和号召力。今天，重温苏区干部的感人故事，感悟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对于深刻领悟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以优良作风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很有意义。

  “公家的钱，我一分一厘也不能动!”

张其德，江西德兴人，187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组织、领导德兴年关暴动，影响一大批农友参加革命。1929年调到信江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工作。不久，任红十军供给部部长。1930年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行长。1931年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部长，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行长。次年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行长。他被誉为“苏区的好管家”。

当时苏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取之于民，征收营业税、土地税和发行公债；二是取之于敌，打土豪筹款和战争中缴获敌军物资。苏区初创时，缴获国民党的物资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张其德经常随军出战，组织力量运回战利品和向土豪的筹款。

在红军二进闽北打下浦城时，夺得一个敌人的物资仓库，里面有很多布匹、衣服等。上级指示可拿出一部分削价拍卖给群众。当时财政部有的同志也想买点。张其德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便宜货要让老乡们先买。”卖过后还剩下一些东西，他才让同志们买，但他却一样也没有买。

有一天，张其德负责在老乡那里采购一些桌子和椅子，老乡见红军价格公道，就把靠在墙角的一张断了腿的破桌子送给了张其德。把买来的桌椅分发给同志们后，张其德自己没有分发到办公桌，其他同志建议再买一张，张其德却走到破桌前，搬起来看了看，说：“不用买了，这就是我的办公桌。”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了，不少同志劝他做一张新桌子，他总是婉言谢绝。

有一次，那个卖桌椅的老乡来找张其德办事，看到那张断脚的桌子，不解地问：“堂堂的财政部长，有的是金条、银元、现钞，怎么也不缺买张桌子的钱，你怎么还在用这断腿的桌子？”张其德对老乡说：“老乡呀，革命的日子还长着哩，财政部长更要带头节约啊，如今虽然家大业大了，富日子还得当穷日子过呀！你看，这桌子不是一样用吗？”

为了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张其德会同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物资检查局、船舶检查局和对外贸易处，将苏区的茶叶、油料、生猪、粮食、纸张等土特产运到白区，换到食盐、布匹、西药等物品，以满足苏区军民的需求。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苏区面临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粮盐短缺。张其德和财政部的同志发动群众熬硝盐，在他的号召和指导下，苏区办了大小1300多个硝盐厂，年产硝盐约1000万斤。同时，他还领导各地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深入白区采购食盐。有一次，省总社采购员在上饶五区接到800多斤食盐，但苦于无法运回。张其德嘱咐他把盐放在棺材里，通过五区的地下党组织青妇部部长程子珍，安排8个普通群众抬着棺材，由程子珍带领，一批人跟在后面哭哭啼啼。国民党岗哨见是棺材，赶紧吆喝让抬过去。就这样，800多斤食盐安全运回苏区。

张其德一家有5口人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在他的带领下，3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家里只剩妇孺，吃穿用度等大小事务都由老伴余细安想办法，家庭生活很困难。一天，他的老伴来找他，问他要几块钱作家用。“都说你当了财政部长，管的全是金银财宝，给几块钱还会没有？你真的愿意看到孙子们一个个都饿死吗？”张其德听罢，郑重地对她说:“公家的钱，我一分一厘也不能动!”经过他耐心的解释，通情达理的老伴被说服了。

良好作风的养成，离不开对党的纪律规矩的敬畏。严守党的纪律规矩，不是单纯的口号，而是在共产党员血液里流淌的不可改变的基因，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形成强大战斗力、竞争力的源泉。张其德长期担任财政管理方面的重要职务，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严以律己，从不公款私用，作出了表率。

“背着金条乞讨”

刘启耀，1899年4月出生在江西兴国县龙口镇睦埠村，15岁便离家靠做长工、撑竹排谋生。1926年9月，兴国县的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刘启耀秘密参加了农民协会，成为睦埠村的早期革命者。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2月，革命的浪潮把刘启耀推到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岗位上。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通令规定全省苏维埃各级机关“反对铺张浪费，为革命履行节约”，而且“必须是十二分的节俭，否则就成为革命的罪人”。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上十分困难，刘启耀想尽各种办法节省经费。他起草文件的毛边纸，先写铅笔，后写红笔，再写墨笔，正面用完，背面接着用，他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到不浪费一个铜板，不滥用一张信纸，不多点一盏油灯，不乱耗一支铅笔。

从1934年起，他坚持从家里带米到省苏维埃政府办公，节省公家伙食，支持革命战争。旁人风言风语，刘启耀的老婆开始也不理解，埋怨他说：“省苏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并不怪她，耐心地给她讲道理，“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后来，刘启耀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背米，老婆心疼他，就挑米去宁都探望，还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则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环境虽然异常艰苦，刘启耀却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根据组织安排，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的宁都突围战中，刘启耀负伤，满身是血，不省人事。敌人清理战场时，从一具游击队员遗体中搜到一份中共党员证，上面写着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于是，敌军赶忙叫来随军记者当场拍照，借以邀功请赏。不久，敌人的大小报纸大肆吹嘘击毙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实际上，牺牲的是刘启耀的同庚战友刘国龙。刘国龙为救受伤昏迷的刘启耀，将其推入死人堆中后拿着他的驳壳枪和证件去引开敌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就在那个深夜，被寒风冻醒的刘启耀，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褡裢系在腰间。沉甸甸的褡裢里装着金条等。那是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和他们分手时，请他妥善保管的经费。伤愈后，他与游击队也失去了联系。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穿着烂棉袄，戴顶破斗笠，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化装成乞丐，往湖南方向去追赶长征的主力部队。可是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盘查森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山区漂泊流浪，过着乞丐生活，渴了在溪边喝口水，饿了向附近人家讨点饭吃，入夜就躺在茶亭或破庙里休息。

刘启耀一边乞讨，一边找党组织。身体虚弱的他有时饿晕在路边。令人敬佩的是，这个腰缠万贯的“乞丐”，宁可讨米讨饭，忍饥挨冻，却始终坚持不肯动用公款分厘。

这期间，刘启耀几乎走遍了赣西南老苏区各个角落，秘密联络了老党员、老红军、老苏区干部数百人，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初，刘启耀在泰和县马家洲以办旅社为名，筹建了“旅宁同乡会”，接待过往失散红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刘启耀先后联络到原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宣传部部长刘飞庭等1000多位失散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

1937年初，刘启耀和罗孟文、刘飞庭等人在泰和马家洲组建了中共临时江西省委，刘启耀被选为临时省委书记。在临时省委机关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当大家都为省委今后的办公经费发愁时，刘启耀撩开破衣烂衫，把一包金条倒在桌子上，说：“这是我突围时保管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今后归临时省委支配。”大家都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刘启耀居然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同志们都惊讶地称他为“腰裹金银的讨米人”。刘启耀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大家对他保存党的经费的传奇经历无不由衷敬佩。

后来，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以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名义建立了省委秘密机关，部分剩余经费用于保释狱中的战友。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继续干革命，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

刘启耀是苏区干部的典型代表，也是苏区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在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革命年代，身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他自带粮食去办公、宁可讨饭也不动用公款分毫，彰显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政治本色和人格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自身党性修养，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于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坚持慎独慎微慎初，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自觉加强作风建设。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

（编辑：梁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