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文婷

研制原子弹，是新中国自立自强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自力更生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伟大壮举。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广大研制工作者坚定为国奉献的决心与信心，独立自主探索，坚韧不拔奋进，大力协同攻关，最终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回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深刻感悟惊天动地伟业中蕴含的精神伟力，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我愿以身许国”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新中国核决策的作出，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未雨绸缪下好创建原子能事业“先手棋”的基础之上。从具体实践来看，最先展开的是核研究机构的组建与人才的延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发展。1949年11月1日，作为国家最高学术领导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的中国科学院成立。11月5日，中国科学院接管了旧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以此为基础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所核科学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研究机构的组建，为我国最早一批核科研工作者实现科学救国、为国铸核的理想创造了条件。他们曾在20世纪30年代奔赴西欧和北美求学，在接受了世界著名核科学家、物理学家的直接指导和严格训练后，义无反顾地带着当时世界前沿的核研究理论、实验方法和器材甚至是极其珍贵的实验样品回到了祖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就是其中的一位。赵忠尧曾先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1年，赵忠尧学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6年，赵忠尧被派往美国学习核爆炸的核心技术并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1950年8月，利用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机会，完成学习和订购任务的赵忠尧和学生们一起踏上了归国之路，却在途经日本横滨时，被美国驻军强行扣押。此消息一经传出，便遭到了国内外科学家们的强烈抗议。9月24日，时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世界科学工作协会书记克劳瑟，同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我国留美的教授和同学必会“坚决从速回国，和我们全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为解放了的祖国和人民而服务，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最终，美军不得不放行赵忠尧，经历40多天囚禁生活的赵忠尧终于回到了祖国。

归国之路有何等不易，爱国之情就何等炽烈。曾有人问起“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当年他已在英国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为何会选择在1947年国内安全环境尚不稳定、科研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回到祖国？彭桓武只是反问了一句：回国需要理由吗？的确，回国不需要理由。建设新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自觉担当，这正如钱三强在1949年12月3日给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一封信中所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人人都有责任贡献出一份力量。”在缺资金、缺设备、缺人才的情况下创建原子能事业，更不是一个人自己干的小事，而是需要大家“好好一起干”的大事。“好好一起干”，本是钱三强与彭桓武在法国留学时的约定，但这何尝不是所有爱国科学家、留学生心照不宣的共同约定？所以当钱三强为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积极奔走时，正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彭桓武、在浙江大学工作的王淦昌等人欣然允诺。王淦昌一收到钱三强的邀请信，便毫不犹豫地从杭州奔往上海，并自费购买硬板座火车票赶到北京，真诚地向钱三强表示要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王淦昌一生始终无怨无悔地致力于我国核事业发展。多年后，谈起当年接受任务时的情形，王淦昌依然十分坚定：“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1950年5月19日，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随后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汇集在这里。他们深知，在条件不对称的情况下从事核科学研究必然困难重重，但想到能够亲手托举起新中国核事业，他们将真挚浓烈的爱国情化作坚定坚决的报国行，他们愿隐姓埋名，他们愿披荆斩棘，他们愿一生奉献。似乎他们的人生，都是为了中国的核事业而来。虽然他们走过的一生，就只为做好这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以身许国最高光，无需浮名伴此生。闪耀却隐秘，隐秘亦伟大，他们是碧霄中最亮的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

1950年7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陈赓的一封电报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干部及物资）为辅的观点”，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总结历史经验，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在发展初期亦遵循“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把原子能事业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另一方面，善于自力更生，在独立自主立场上积极争取苏联核援助。实践表明，这一有主有辅的科技发展方针，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快速起步富集了力量、争取了时间。更得益于这一主辅分明的方针，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才能够掌握充分主动，不仅正确处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关系，如建设规模与国力可能、干与学、学习与创新的关系等，还能在苏联撤走全部对华核援助时，迅速转向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发展轨道。

在困境中自立，在逆境中自强。事实上，就在苏共中央于1959年6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要推迟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数据后，中共中央就定下决心，“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所（亦称：九所）立即部署应变工作，由朱光亚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行展开核武器理论和科学试验工作。一次，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到九所调研，看到大家干劲十足，他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要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1960年7月苏联彻底毁约停援后，二机部向各单位发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方针而斗争”的电报指示。同时，为加强九所科研力量，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选调了包括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在内的106名（实际报到105人）高中级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骨干。据从东北132厂调至九所的技术员左汝良回忆，那时候我们满脑子装的就是核事业，“尤其是苏联撤走专家以后，我们是白天黑夜地干，没有八小时工作概念，只要有任务就去做”。

在展开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同时，九所还要做爆轰试验。如果爆轰试验过关了，那么原子弹总体设计就可以结合理论部的理论设计、实验部的爆轰试验结果，最后完成整个核装置设计。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第一个爆轰试验场，是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的17号工地。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爆轰试验场，有一批无名英雄。他们常年工作在气体毒性很大、没有通风和正规防护设备的炸药浇铸工房中，由于每天都要拿着木棍搅拌炸药，因此被戏称为“棒子工”。原九所二室（专门负责炸药部件研制）技术员李德晃在一次采访中讲道：“就是这个工作条件，大家一点怨言都没有。所以，没有一种精神根本不行。”虽然从事着看似不起眼的工作，虽然鲜有留下真实姓名，但曾在17号工地工作过的人们无一不分外感慨于“棒子工”为原子弹研制作出的重要贡献。因劳苦而功高，无名亦是有名。无名“棒子工”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与牺牲的实际行动，成就了实则有名的“棒子工”之名。

此后，随着技术攻关的深入展开，17号工地难以满足进行大型爆轰试验的需求，党中央便开始考虑将原子弹研制工作重心向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亦称：221基地）转移事宜。221基地，始建于1958年底。除须克服工程建设本身规模宏大、技术复杂的困难外，基地建设还要与青海高原高寒缺氧、多发沙尘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后又遭遇了苏联毁约停援，并叠加国家经济困难。这时，中国人一贯有的豪情傲骨和铮铮铁骨便彰显出来。坚决贯彻党中央“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下马”指示精神，基地筹建处党委提出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过好生活关，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于是，基地自办农、林、牧、渔专业队，开垦荒地，种土豆、蚕豆、油菜和青稞，第一年就获得了好收成。此外，还购置了机帆船到青海湖捕鱼，到周边打猎。到1963年初，基地已基本具备实现原子弹研制战略转移的条件，九所、17号工地的科研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开始陆续迁往大西北。1964年6月6日，我国首次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在221基地取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实体理论与设计工作的胜利完成。亲临试验现场的张爱萍当即作诗表示祝贺：“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西北大草原清冷艰苦的工作环境与激情奋战的从业者们形成了鲜明对照，但却是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篇章的又一生动诠释。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经过两年多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辛努力后，到1962年下半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结构和工艺设计以及实现爆炸的关键技术都已取得较大突破，铀-235生产线也基本进入生产准备阶段。基于此，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两年规划”振奋人心之余，也对下一阶段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在听取了国防工业发展的相关汇报后，刘少奇指出：“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调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根据会议指示，10月30日，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11月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打开了全国大力协同进行原子弹攻关会战的热烈局面。

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央专门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大会和若干次小会，解决了原子弹研制中100多个重大问题。比如，针对二机部科研和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1962年11月29日召开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定：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500名，调配仪器设备1100多台。1963年3月，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四、五次会议就原子弹研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作出8项决定，包括从煤炭部抽调矿山干部和一个100人的全套矿务局有经验的班子支援铀矿山建设。6月14日，应二机部加快生产建设之需，从一机部、三机部、冶金部、化工部、煤炭部、水电部、邮电部、铁道建工部，以及山西、吉林、山东、甘肃、青海、北京、上海等省、市向二机部抽调了技术工人700名。1964年2月28日，劳动部又下发了《关于为二机部抽调三千三百名技术工人和技工学校毕业学生的通知》。当年解放军退伍军人中有19000人也调入了二机部。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工作人员的抽调，都严格按照《关于调入二机部人员的政治条件、审批手续和保密要求》进行。

正是因为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才能够创造尖端科技不对称发展的奇迹。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攻关会战。对于这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九所工作人员无不骄傲地说：当时只要是我们九所需要，哪个单位都会支援。比如，1962年4月，国防科委在西安召开了由九所提出任务的一个重要会议，即“142”会议。会上，九所、五机部三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上海有机所、大连化物所等有关单位讨论了新型炸药的研究与生产问题，明确了协助九所尽快研制出高能、高爆速、高爆热、低感度的炸药材料的具体分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材料化工专家董海山参加了这次会议。据他回忆，会后大家就像战场上的突击队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生龙活虎地冲锋了。最终，经过团结协作、共同战斗，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合成出了7种炸药，并在其中一些炸药的反应机理合成工艺上进行了自主创新。

1964年10月4日，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安全运达核武器试验基地。由于核试验部队驻地的南边是一片开着马兰花的草滩，时任核试验靶场主任张蕴钰提议把部队办公生活区取名为马兰，象征着全体指战员要像马兰草那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大漠扎根，也预示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会像马兰花那样在浩瀚大漠夺目绽放。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核武器试验基地成功爆炸。12月21日、22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和解放军官兵，大力协同，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高度的创造精神，克服了几千个技术难关，进行了上千次科学试验，只用了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就试制成功原子弹。”事实再次表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是集体攻关、团结协作、奋勇登攀的结果，是集体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成功实践。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编辑：梁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