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1930年5月，毛泽东在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开展了为期20余天的社会调查。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县小布镇将此次调查的成果形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一文。《寻乌调查》是我们党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回顾《寻乌调查》的形成过程，对于学习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攻克寻乌城，选定调查样本

1930年4月，红四军攻占信丰县城后，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机械地把在农村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的办法搬到城市，没收城市内十多家商店和小杂货店的财产，一度造成商店关门、商人停业。昔日熙熙攘攘的县城一时充满恐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毛泽东从中看到了城乡情况的不同，决定深入了解城市商业状况，制定适合城市情况的政策。

找到合适的调查样本，是决定调查成败的首要问题。就在毛泽东为此苦苦思索时，红四军攻克了寻乌。这座赣南小县城，东临福建武平、广东平远，南毗广东兴宁、龙川，西连本省安远、定南，北接本省会昌。寻乌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交通方便、商业繁荣、经济形态多样，土地关系也颇为复杂，又同属客家人聚居地，政治经济状况及风俗习惯与三省都非常接近。这座小县城宛如一个微缩的中国城乡社会，成为了解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状况的绝佳样本。

这时，毛泽东遇到一个关键人物——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古柏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从小就在县城读书，后又到广东梅县求学，对周边情况非常熟悉。古柏1925年入党，1928年3月参与领导寻乌“三·二五”暴动，后担任寻乌县委书记。1929年1月底，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寻乌圳下村宿营时突遭敌刘士毅部偷袭，突围后，敌军紧追不放。危急时刻，古柏前往寻乌菖蒲向毛泽东通报敌情，并派人给红四军当向导，使红四军脱离险境，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与古柏重逢，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这位扎根乡土的年轻干部，更如“活地图”般为毛泽东打开一扇窗，成为他调查寻乌的最佳向导。

深入市井间，摸清实际情况

调查一开始，毛泽东就在古柏的陪同下“逛”了寻乌城。他们首先绕县城走了一圈，并登上高处细细观看县城全貌，毛泽东说这叫“走马观花”，目的是对寻乌城有个整体印象。随后，毛泽东便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之间，进入一些店铺向老板仔细询问商业情况。路过豆腐店时，毛泽东问老板，你的豆腐干卖什么价钱呀？老板答道，大的每毛7块，小的3个铜板1块。古柏告诉毛泽东，寻乌城里人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毛泽东问为什么，古柏回答道，因为它便宜，又方便，小小寻乌城，有30多家豆腐店呢。路过水货店时，毛泽东又问道，闽笋是不是都从福建来呀？老板答道，其实它不是福建来，是从广东梅县、江西安远两路来，闽笋只是个名而已。毛泽东追问道，寻乌山多，自己不产吗？老板回答道，产是会产的，三四月间农民挑了笋子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我们寻乌人要用它，又零零碎碎从梅县、安远进些货。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逛了一会儿，古柏看毛泽东意犹未尽，便说，毛委员，我带你去会一位“县城通”吧。毛泽东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古柏领着毛泽东边走边说，这位“县城通”叫郭友梅，是个杂货店主，又曾是县城商会会长，对情况很熟悉，说着便来到郭友梅的杂货店。这家店门面不小，但货柜上摆着的布匹、日用百货却稀稀落落。一进门，古柏便向郭友梅介绍毛泽东的来意，郭友梅一听十分欢喜，又是让座，又是倒茶。毛泽东一坐下，就亲切地跟郭友梅拉家常。郭友梅向毛泽东介绍起自己开店四五十年的经历，末了，叹了口气说道，老朽无能，店号几近关门破产了！毛泽东安慰说，不是郭先生经营无方，而是社会腐败，百姓太穷了。他接着说，我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出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就要对工商业现状有个透彻的了解，所以很希望郭先生赐教！郭友梅被毛泽东热情洋溢、谦逊和蔼的态度所感动，连连点头。除了街头店铺，毛泽东还到寻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县商会、木工合作社等地进行调查。每到一处，他都与群众深入交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毛泽东经常利用空闲到附近的农村参加春耕生产劳动，与农民一道耘田拔草，并亲切交谈，从而了解到更多真实情况。中间休息时，毛泽东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问大家一些问题，诸如村里有多少人？有几户中农，几户贫雇农？有几户土豪劣绅，斗了没有，财产没收了没有？村里参加红军的有多少人？每人分田多少？今年的田能不能种好？等等，大家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毛泽东一边问，一边把群众的话用铅笔记在笔记本上。接着，毛泽东又转身问坐在身边的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你参加儿童团了吗？”小孩毫不拘束地回答道：“参加了。”小孩接着又机灵地说：“我们每天在村口放哨、站岗、查坏人，还捡了一篓子子弹壳送到村苏维埃，支援红军了！”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笑了，并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一位中年农民满怀感激地说，感谢红军给我们分了田，自己能当家作主了，今年的田包能种好。毛泽东笑着说道，不用感谢，土地是我们广大军民通过斗争得来的。要扩大赤卫队，用武装保卫红区，种好田，多打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巩固胜利成果。结束时，毛泽东高兴地对一位村干部说，“你们这里的工作搞得很好，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就这样，毛泽东在寻乌县城周围边走边看、边问边聊，初步掌握了寻乌的商业贸易、风土民情等情况。

召开调查会，获取丰富信息

在寻乌的一个多月，毛泽东接连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调查会是在寻乌县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栋楼房里进行的。会议室设在二楼的厅堂里，两张八仙桌并在一起，几条板凳，桌子上放几个茶碗。参加会议的有当地干部、有熟知寻乌商业兴衰的老店主、有穷秀才、有破产的商会会长、有在知县衙门管钱粮已经失业的小官吏，他们来自全县各阶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常到会的有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刘亮凡等人，他们不光到会，而且给毛泽东提供了大量调查材料。另外还有七八个人也来开过几次会，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毛泽东对他们十分尊重，没有任何官架子，每次召开调查会，他和古柏都早早在会场等候，微笑着迎接大家。

会上，毛泽东就像一位求知若渴的小学生，谦虚发问，从行政区划到水陆交通，从商业贸易到旧有土地关系，从家庭生活到社会风貌等，问得详详细细，生怕漏掉什么。开始时大家有点拘束，不愿意多谈。毛泽东就用亲切随和的态度，循循善诱，鼓励大家。在他的引导下，对情况比较熟悉、胆子较大的郭友梅、范大明等人逐渐打开话匣子，其他人也就不再拘谨，开始聊了起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自己作记录，每天晚上还要把当天的记录进行整理，写了厚厚的一大本。他高兴地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端午节后的一天，毛泽东在住处召开调查总结会。到会的有苏维埃干部，还有教师、商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士兵等四五十人。毛泽东说，今天有好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我提一个问题，大家便谈一个。随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有时对一个问题意见不同，大家还要争论一番，或者互相补充。毛泽东等大家的意见接近统一以后才记下来，然后从头到尾读一遍，问大家说：“是这样吗？”听到大家说“是这样”，才又问下一个问题。总结会开了两天，毛泽东问了很多问题，从寻乌的政治、经济、文化，到风俗习惯等，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感到十分满意。

研究“活资料”，得出调研结论

寻乌调查之后，因战事频繁，毛泽东虽记挂着在寻乌所收集到的珍贵资料，却始终抽不出时间来整理。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指挥下，在永丰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次日便移驻到一山之隔的宁都小布。国民党军经过这次重大打击，暂时无力进攻，毛泽东有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他便一头扎进寻乌调查的资料堆里，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

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料，毛泽东深知这里面藏着解开革命密码的关键信息，一定要好好梳理。他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拿起土地关系的资料，他首先提醒自己，地主、富农、贫农的土地占有数量得分开记清楚，土地分配方式、租佃契约等这些都很重要。他阅读材料，不时发出叹息：地主富农靠着土地优势，用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农民，农民一年忙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不得不卖儿鬻女，绝不能让老百姓再受这样的苦！

整理完土地关系的材料，他又拿起商业状况的资料。这20多个行业和店铺经营规模、商品种类、市场交易情况反映了一般中小商人的真实生活，他下决心要详细研究一番。毛泽东仔细考察了门岭、梅县两地的生意往来，安远、梅县的生意往来，梅县到信丰的生意往来，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货，寻乌的重要市场等问题，发现寻乌当地存在着家庭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相互竞争发展的局面。经过分析，毛泽东认为，从工商业情况来看，中小工商业者也有受压迫、追求革命的一面，要保护他们的合法经营，不能把他们当作农村土豪劣绅和大官僚资本家一样来对待，这样才能促进商业发展，争取更多的城市贫民和中小商人等支持革命。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毛泽东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寻乌调查的情景，他记得一位贫农老大爷无奈地诉说着被地主剥削的悲惨经历，也记得一位小商人对生意艰难的感慨。这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历历在目，在他脑海中相互印证补充，从而让调查结果更加真实全面。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整理、深入思考，凝聚着毛泽东心血的《寻乌调查》诞生了，成为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

（执笔人：卫平光、万义兵、赖晨霞、袁鹏）

（编辑：梁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