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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大笔杆”,前外交部部长谈文稿写作,精彩不容错过!
    发表时间:2020-03-18 来源:大家公文微信公号

    回忆乔冠华对改进

    外事文稿写作的一次谈话

     

      乔冠华虽然谈的是外事文稿,但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材料写作也有指导意义。虽然60多年过去了,但他的这些观点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性。

      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乔冠华已逝世十年多。乔冠华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文稿,其中多数又是外事文稿,而他谈外事文稿的写作体会却只有一次。笔者有幸聆听了这次谈话,特根据当时记录整理出来,以表达对他的崇敬怀念之情。

      那是1958年春天的事。这年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批评了“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认为“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号召“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写好文件。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深感毛主席这一指示的重要性。因为“文字工作在外交工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现在,文字工作的量非常大,还可能越来越多。”而外事文稿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是:框框多,从内容、结构到语言,成套“设备”,搬来搬去,不敢越雷池一步;求全、繁琐、宁多勿漏,概括性不强,抓不住中心;不区别对象,该虚而实多,该实而虚多。“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就混不下去了。首先是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乔冠华于3月9日,专门召集了一次关于改进外事文稿起草的座谈会,讲了他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一、搞文件的方法

      乔冠华先讲了“搞文件的一般方法问题”。他说:

      第一,要把每一个有关材料认真、仔细、反复搞清楚,彻底掌握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和前后左右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写辩论性文章,一定要彻底掌握对方的论点,否则就不能击中敌人的要害。这就是马列主义。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苦功夫,没有别的捷径。1953年搞××边界问题的文件时,我把×××的反面材料反复地读,上床睡觉时都去想。在搞材料方面,我们有的司不错,有些司搞大事记,国际司搞问题小传,都值得学习。

      第二,要从材料中跳出来,动脑筋想一想,要象害了相思病一样地想,然后才能发挥,才能使材料和观点结合起来,和我们政策要求结合起来。为什么1月10日关于某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和最近关于某国问题的几个声明,都能有些生气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发表声明,要能调动自己,鼓舞朋友,打击敌人,才能起到作用。

      第三,每个文件都是战斗,争取谁、反对谁、孤立谁,要有对象。反对敌人,要在具体问题上具体反对,不是空谈反对,要提出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有力量。根本问题是要带着政治感情去写,这样才不致冷冰冰,才能有战斗性,气势才能壮。气势壮是什么意思?在太空中不可能气势壮。第二次关于某国问题的声明(2月13日),是我晚上看了游行,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看游行,有几句话是编不出来的。因此,写文件的人一定要参加些对外活动。

     

      二、多人讨论,一人执笔

      关于工作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大家先在一起议,然后一人执笔,一气呵成。另一种,大家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凑。我趋向于第一种办法。不管哪一种,在写好之后,都要大声念几遍,听听象不象话。写的当中可查看材料,但不能抄。

      总之,我们起草文件,既要集中,又要民主。准备酝酿要用十分之九的时间,写只要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够了。写文件要有根据,但不受束缚,要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神。

     

      三、要言不烦

      接着,乔冠华就日常面广量大的几种外事文稿,分别讲了如何改进的意见。

      “关于来往电报”,乔冠华说,我们起草的电报,长得很,不得要领。是否需要那么长呢?有些需要,但绝大部分确实可以短一些。有些电报虽然长,但该说的话确未说,或说不清,废话讲了一大堆,关键的话一句也没有。最近(周恩来)总理要求外交部每天搞电报摘要,就是因为电报太长了。从我这里过手的电报,我的主要工作是删。

      批复电报,把击中要害的话,说一句两句就可以了,不应该把来电照抄一遍,或把不必要的话硬往上加。其次,还要提倡是非分明,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旗帜鲜明,否则对大使毫无帮助。

      怎样才能达到旗帜鲜明而又击中要害呢?这里有个工作方法问题。司长们要亲自动手,每天上班后,应把主要的电报和材料看一下,再把有关同志找来一起研究,哪个该复,哪个不复或者几个一并答复;如果需要答复,应该怎么答复。不能按现在的办法,司长在电报上一批:某某处办。科员就把来电一抄,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写上,司长一批就送上来。在起草给使馆的复电时,需要慎重,但意见成熟了,要诚恳提出,要讲得扼要些,是非分明。对具体事情要给大使多点回旋余地,但原则的、刀口上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我们要考虑到,不能从北京指挥一切,不能对使馆提出的一个个具体问题都发指示,这是对大使的不尊重,也很难办。我这样讲,不是说该复的也不复了。我所反对的是:空话连篇,不切实际。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建议,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有些使馆的来电,也是废话连篇,说不清楚。

      有的使馆一份电报两、三万字,是浪费,毫无必要。2月初,某国发生政变,驻该国的使馆3天来了37份电报,共约8000多字,人们看了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的使馆在来报中事事请示,根本不提自己的意见,我们只好每报一复,每复必长,势必增加电报量。有些事是必须请示的,有些事有把握不一定请示,事先或事后报告一下即可。我建议给各使馆发一通报,请他们今后注意。有些事如果把握不大,可在电报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写明“如有不妥,请指示”。这样,国内接到来电后,即可不必事事答复,如认为不妥时再复。

      “关于内部请示报告”,乔冠华说,主要问题是:罗嗦有余,概括不足,刀口上的东西、关键性的话说不清楚,各个司都有这个毛病。司里写的请示报告,对象是部,是中央。一般说来,中央领导同志只希望看到概括情况,用不着具体细节,因此要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如见其人。如果罗里罗嗦,对中央领导同志是个大灾难。

      司里送上来的东西,有时候密密麻麻,东改一句,西改一句,读起来既费力,又乏味,毫无概括性和判断力。如何判断?那就要从政治上来分析,哪些事应向中央突出讲,哪些事可不讲或少讲。什么是政治?少奇同志说,政治就是要会区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应努力这样做。关于概括,乔木同志有篇文章《短些,再短些》,对我们非常需要,《外交业务通讯》第6期已转载,希望大家好好看看。

     

      四、官腔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

      毛主席批评我们外交部起草的给×××的信是打官腔。什么是打官腔?打官腔就是不看对象、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讲得太多。后来毛主席要我起草。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妙方。第一,先把×××最近的讲话重新翻一遍;第二,把毛主席最近同某国客人的谈话认真地看一看;第三,再仔细想想需要讲些什么。这样,就可以了解某国最近的情况,×××的思想情况,毛主席讲了些什么,以便对症下药。我写好后,毛主席采用了。但信的灵魂(几句话)还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因此,写文件必须注意具体对象。一般性的话可不说。我们现在许多文件不痛不痒。为什么?就是未抓住具体矛盾,没有灵魂,尽是些大话、空话。最近一个月内发表了四次关于某国问题的声明,每一次都要把那一次的特点、政治动向概括进去,否则必然重复。

      1月10日,关于支持某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在起草的时候,来了×××的讲话,这就不能不针对×××所讲的,抓住他的几句好话,用在我们的声明上。这样文章才能有灵魂,才能有战斗性。灵魂就是抓当时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矛盾,并且找出解决这个具体矛盾的办法。官腔是不会犯错误的,是百分之百的对。问题就在于官腔太一般化,不看时间、地点、对象,说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关于起草对外讲话稿”,乔冠华说,一句话,要写得短些。大家写出来要象话,不要不象话。现在的问题是只讲一般化的道理,句子又长又硬,不口语化。陈(毅)老总批评我们一个稿子“长句硬如铁,念稿要出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设身处地为讲话人想一想,只是认为写出的东西,政治上不出错误就可以了。这样是不行的。今后我们要写得句子短些,要像个话。我们那个受(陈老总)批评的稿子,后来修改得很好。这说明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只要很好地为讲稿人想想,是可以写好的。我起草文件的经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事情多么急,天已多么晚,我总是在写好后,从头到尾再念几遍,听一听,象不象话。

     

      五、求全是书生气

      有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求全思想,一句话四面八方都照顾到。我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这种人,只能说他是书生气。突出一个思想,不是排斥其他思想;把什么话都说上,等于没有思想。句子长是个迷信。毛主席的语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深入浅出,句子短,有风趣,来自广大群众,读起来就很亲切。建议大家学习一下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关于起草政府声明”,乔冠华说,我们部里处理一般文件,有一定水平。“新情况”“外事调研”,基本上过了关,当然深度还不够,有待继续提高。但是搞公开对外表态的文件如声明则较吃力。吃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后要有意识地注意提高,在政治分析方面再努把力。对外声明,是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的活的体现,要有论辩,要有发挥。部里如果要司里起草,要给司里必要的帮助。现在的情况是,部要司写,司要处写,但处里不知道中央精神,只好以老文件为师。今后再搞这种文件,第一,领导上要亲自抓,必须给下面同志具体帮助。第二,必须给起草文件的人一定政治待遇。叫人家写,不给材料看,写不好又说人家不行。这是不对的。今后对写文件的人,要不以级别限制,多给文件看,平时多吹风,这不叫特殊。我们不能单纯地只顾一方,说你起草的文件不能用。亚非司实行司、处、科员三结合(写作)的办法很好。各司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写出的东西好一点呢?就是看的材料多些,听的多些,别无窍门。第三,就是要有革命的顽强性。写的东西领导上批评了或否定了,不要泄气,没有一个人下笔即能成章。搞一次文件,就是打一次仗。捷径是没有的,主要在于刻苦学习。如果本身有一定写作条件,也还要经过刻苦努力的过程。我每写一个稿子,总要反复考虑,即使晚上躺在床上,还要想一想哪一句、哪一字用得不对,如果中央、毛主席有改动,更要反复地想,为什么要改?如果每次都能这样想,时间久了,慢慢就会进步。我们起草文件要抱满腔热情,象唐僧取经一样。要革命,否定了自己稿子有什么关系?否定了,经过思考、体会,即可提高。

     

      六、交稿要及时

      最后,乔冠华提出“一个希望”。他说,希望重要文件到我手后,能有一定的回旋时间。第三次关于某国问题的声明(3月1日),其中另一国企图炸出一个体面的和平谈判来,警告另一国不要认错对象这两段,就是在中午的回旋时间内回旋出来的。

      乔冠华讲话后,外交部于3月18日、19日两天,分地区司、其他单位两个片座谈讨论:为什么写不好?怎么改进?提出了五项措施: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战斗风格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二、有组织有领导地学习领导上批改过的文件和一些范本,不断总结经验;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动大家动手写,进行实战练兵,同时司、处有重点地培养一些写手;四、目前首先要求起草文稿做到重点突出,文字通顺,精练简短;五、改进写作方法,上下结合研究,然后指定一人执笔,反复修改,九分酝酿一分写。从此以后,外交部的外事文稿写作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

     

    网站编辑: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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