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未上学的小孩，我的童年是在县城这条百年老街上度过的。那时，我天天可以看到街上有一位身穿绿色衣服的叔叔，骑着绿色单车，载着绿色投递包，从南门到北门沿街送信。那时的我对此充满了好奇。

　　稍大一点，我经常跟着母亲到县城中心的邮电局给几百公里之外在个旧市工作的父亲寄信，慢慢开始了解邮政方面的知识。当时，交通、通讯欠发达，一封家书就是一家人渴望的亲情，一枚八分钱的小邮票传递着亲情的温度。有时，父亲会用白色布袋装点当地土特产，在布袋上写着家里地址，寄给母亲。由于我们家的信件包裹比较多，一来一往，邮递员跟我们兄弟三人也就熟悉起来。看到他来，我们经常会问有没有信件，偶尔他也会捉弄一下我们，明明有却说没有。后来，母亲就不自己去寄信了，总是把写好地址的信件和八分钱交给我，让我去邮局寄。直到20世纪80年代，父亲调到离家只有60公里的昆明工作，半个月回家一次，那几年也就不怎么寄信了。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街上有了很多拨账号或插卡的公用电话，家用电话机越来越多，人们也逐渐有了传呼机，家信开始越来越少，只有在校大学生和部分单位寄信。那时，我爱上了文学写作，投稿通常采取寄信的方式邮寄给报刊社，报刊社给到的样刊和稿费也是通过邮政投递。当别人逐渐远离邮政的时候，我还在延续着我与邮政的一段情缘。

　　1994年参加工作以后，我的写作热情更加高涨。频繁的买邮票、寄信、取汇款、收样刊，小镇上几任邮政所长和工作人员都和我非常熟悉，知道我是一名高产作家。

　　2000年以后，我调到了县城工作，小灵通、手机、电脑逐渐普及。大部分报刊社不再接收手写稿件，基本上采用电子邮件接收。我紧跟时代步伐，买了一台家庭电脑。不过，收样刊和汇款直到现在还是通过邮政投递。

　　2009年以后，所在单位创办了一份半月刊内部报纸，我成为了一名副主编和责任编辑。送到上级部门的每一期报纸，外地作者的样报及稿费，这些都是由我通过邮政寄送。现在，我每周都要去邮局一两次，邮局的工作人员虽然换了好几拨，但所有人对我很熟识也很客气。

　　这40年来，邮政从最初的邮电局，到后来与电信分家改成邮政局、邮政公司，业务范围已从传统的邮寄、汇款、报刊发行，扩展到储蓄银行、金融理财、现代物流、代办保险车票机票等多项业务。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与邮政疏远过，反而始终保持着联系。我想，邮政的业务内容虽然变了，但是那个让人亲切和熟悉的邮政绿却始终没有改变。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