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战略判断，不仅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方面的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给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整个文化建设事业，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时代应有新作为。对于文艺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建设来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此而精准破解影响文艺繁荣和文化兴盛的各种困难与问题，便成为我们的神圣职责与光荣使命。

　　影响文艺繁荣和文化兴盛包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艺欣赏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困难与问题很多，但总的路向，在于切实克服文艺生产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种种矛盾。而文艺生产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涉及的领域又是比较深广的，从大处看首先是地域和人群之间精神文化生活资料供给的不够平衡。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从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和消费利用角度去看，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差异明显较大；可资开展文化活动和精神消费的必要物质条件，差别也较大；相对于成年人，真正适宜于少年儿童的文化产品供给，也不是十分充足；面对急剧发展的现代社会，各地尤其是偏远地区对于本地区即家门口传统艺术文化资源的传承发展及发掘利用，也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这就使得乡村与西部偏远地区较之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限制，在物质生活较为落后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的相对贫瘠也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是精神文化产品本身的生产和供给，由数量到质量，均存在着很不充分的问题。仅以笔者所熟悉的曲艺为例，创作表演乃至整个事业的发展，就存在诸多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中华56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曲艺品种，总量达数百个之多，但传承发展的情况很不平衡也很不充分：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汉族曲种和少数民族曲种之间，发展差异十分巨大。特别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和现实条件的差别，绝大多数曲种由于缺少相应专业的班社和机构，缺乏持续发展的专门条件依托，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发展状态。尽管近年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力地提振和推动了曲艺的传承与保护，但由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以及长期历史欠账的严重堆积，致使面貌的改变很不乐观。如何通过加大改革力度，营造适宜曲艺在新时代不断繁荣和兴盛的社会文化环境，便成为亟待全社会都来关注的迫切问题。同时也应看到，当今曲艺的业态状况，十分不利于依照自身的固有规律健康发展：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段，轻长篇；重表演，轻创作；重技术，轻艺术；重演员，轻伴奏；重数量，轻质量；重包装，轻内涵；重宣传，轻实干，等等，成为制约曲艺繁荣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曲艺作为综合性很强的表演艺术之当代发展，因而饱受“木桶原理”的严重困扰。由此带来的原创匮乏和“曲本荒” ，以及因对自身传统缺乏全面深刻继承，导致出现所谓的创新追求往往沦为自我异化的吊诡现象，都构成了阻碍曲艺发展的致命瓶颈。

　　为了扭转并改变上述此类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切实破解这些瓶颈及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困境，高效完成持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相关任务，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不将文艺繁荣和文化建设当做简单一般的“唱唱跳跳”和“读书看报”去对待，要将此项工作放置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去审视，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视野去经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坐井观天思维和就事论事做法，远远不能体现新时代文艺繁荣和文化兴盛的丰富内涵和高标追求。这就需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高度中明确思想认识，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大格局中把握精神实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理想追求的大目标里锁定奋斗方向。为此必须要统筹兼顾和协调努力。除了在顶层设计上使文化建设的“软实力”培育像经济建设一样有相应配套的“硬措施” ，在具体实施中更要遵循文艺和文化繁荣发展的自身规律，找准肯綮，精准发力。好在十九大报告对于解决包括文化发展不够平衡和充分的问题，给出了目标和方向，提供了政策与引领； 2017年初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也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提供了非常具体和有力的政策杠杆。关键是要找准靶标，分解任务，明确职责，狠抓落实。在这方面，经济领域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思路，对解决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应问题，也会带来一些启示。

　　仍以曲艺的繁荣和发展为例，要想给广大的人民群众源源不断提供各类优秀的精品节目，首先要有十分壮大的人力资源队伍即数量足够的一流人才。就像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文艺要繁荣，就要“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 。没有真正优秀的一流人才，遑论创作和表演一流的作品与节目。而曲艺由来已久的人才队伍短板，以及创作表演的业态伦理紊乱与机制依托缺陷，严重地掣肘着曲艺创演的艺术繁荣。这是由于，相比其他的文艺门类，社会给予曲艺的人才孵化需求所能提供的体制与机制条件很不充分甚至严重欠缺。传统上曲艺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和口耳相传来实现的。可是，面对新时代新发展对于曲艺专业人才的更大需要，包括创作、表演、伴奏、舞美和理论评论、学术研究、编辑传播、经营管理等等各类专门人才的全方位需求，除高职教育不久前刚刚设立了“曲艺表演”专业，其他从义务教育到本科教育的各个环节，均未能将有关曲艺的基础常识、基本技能和系统知识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这种现代曲艺人才培养和艺术文化建构的制度缺位，包括高校本科教育“专业目录”对曲艺专业的设置忽视，以及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学科目录”对曲艺学科的“户籍”忽略，已然成为影响新时代曲艺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的严重障碍！如何通过强化顶层设计与完善制度安排，制定适宜新时代曲艺发展的必要政策措施，因而成为有关部门必须及时面对和尽早完成的历史答卷。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文艺乃至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有力推进了新时期的文艺繁荣和文化兴盛。但也毋庸讳言，制约新时代文艺繁荣和文化兴盛的体制障碍与机制弊端，仍然不同程度地广泛存在。通过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真正优化和实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艺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机制，依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从根本上校准文艺发展的价值指针，推动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健康良性运营的重要保证。如前所述，除了首先解决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的大问题，着力营造适宜文艺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健康社会生态环境，在目前尤为重要。其中的价值追求即正确观念的确立，确实需要秉持严肃的姿态与高格的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还是“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经营导向，是一个根本的分野。某些电影作品票房数亿但口碑不佳的客观现实已然说明，文化产品的价值测定，不是仅有一本经济账目就可简单算清的。文艺产品的衡量评价尺度，因而亟待在落实的层面加以切实地贯彻。换言之，如何让那些深入生活、甘于寂寞、富于情怀、精雕细刻的创演人员潜下心来、安居乐业、心无旁骛、埋头工作，而不是仅为生计与名利去辛劳奔波、应景蹉跎、蝇营狗苟、媚俗迎合，还需要从政策及管理角度，研究出台更为切合的可操作性措施，为文艺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创造健康适宜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为此，不妨在大的目标任务等原则性要求相对统一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放手让各地结合自己本地及其文化类型的实际，在具体的机制建立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比如可允许各地尤其是区县一级按照曲艺品种和戏曲剧种等的传承发展需要，恢复或建立相应专业的曲艺团和戏剧团，一方面为使这些艺术能够良性发展提供必要机制与阵地依托，另一方面也为这类艺术的持续高格演进树立文化标杆。而不是简单机械地硬性操作，搞一刀切。

　　相应地，在为民便民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服务过程中，之前的许多做法，也有进一步回溯反思和优化改善的必要。因为，现实的工作效果屡屡表明，很多时候，价值指向的政策引导很对，但具体的实践操作却非尽如人意。暴露出来的偏颇与弊端，很值得认真思索。比如，一个时期以来的文艺体制改革，一方面解散了许多地方性的专业文艺团体，使本地的特色文化资源和乡土艺术，失去了持续传承和永续发展的专门依托，也无法满足各地群众的特色欣赏需求；另一方面，组织了许多国家或省一级的文艺团体送文化到基层。动机良好，效果不错。但就是资源同质，成本较高。由此观之，与其千里相“送” ，不如就地取材，立足各地乡土，着眼因地制宜。在鼓励文化服务更好地向城乡基层末梢延伸，引导将精神食粮送到“田间地头”的过程中，尤其要通过挖掘并激活地方自身的文化资源，引导群众自创自办、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自主开展文化活动，以增强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自我造血功能，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那些“种文化”的呼声不时高过“送文化”的基层意愿，因而应予特别重视和吸纳。

　　更何况，在当今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传播与服务工作，远未达致应有的效能。比如各类传统优秀的经典性文艺节目，完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持续广泛地向基层群众和偏远地区传播，让老百姓可以更为便捷地自主即时欣赏。但这方面的工作，坦率说还有很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现有的主流传播平台包括相关的公共电视频道，也未就此焕发出应有的动能。如何在国家传播平台和现代主流媒体上，搭建文艺欣赏和文化消费的“高速公路”与“天地舞台” ，创建适应新时代艺术传播和文化传扬的应有“品牌” ，对于破解文化供给的不平衡状况，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在是一件事半功倍和功德无量的事情，值得有关方面下大力气研究解决。与此相关，那种不加区分一味相“送”的文化产品配给策略，也十分不利文化市场的健康培育。试想，在人们时常喝一瓶酒抽一包烟就能动辄支出数十上百元而不以为意的当今时代，又有多少人愿意或习惯不时地花费数十上百元钱去购买图书和买票看演出呢？在老百姓的“口袋”陆续富了之后，怎样让他们的“脑袋”也同时富裕起来，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值得特别关切的大问题。这也提醒我们，在文化消费习惯的培养和文化市场的培育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需要有关方面切实通过政策杠杆加以正确而又有力地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