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时节，柳翠花红。由西安话剧院编排的大型话剧《柳青》带给我一种别样的震撼。

　　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柳青这个名字不免生疏。他的“三观”和“骇世”之举让人难于理解。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享受省部级待遇的“高官”，这位视人民为父母、视文学为生命、饮誉全国的大作家，为创作《创业史》这部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化运动的鸿篇巨制，毅然放弃京城的优渥生活，辞去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举家搬迁至陕西一个叫皇甫的小村庄，把自己彻底还原成一个农民，栖身在一座破庙里，一住就是十四年。更令人感慨的是，柳青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爱妻也含冤自尽，恢复自由后他依然不改初心，续写雄史，直到灯枯油尽。

　　话剧《柳青》以主人公创作《创业史》为主线，以皇甫村为背景，用树形结构的呈现方式，在纵横交错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以柳青为“主干”的众多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形象：柳青的生活伴侣——贤惠善良、甘于牺牲、不堪受辱的马葳；《创业史》主角梁生宝原型——正直纯朴、担当上进、敢想敢干的好后生王家斌；王家斌的养父——因贫穷而患得患失、执拗自私的王三老汉；柳青的老战友——偏离初心、跟风摇摆、有点官僚的政界人物韩健；柳青的“学生”——浮夸幼稚、想走捷径、缺少骨气的文学青年黄文海。还有泼辣自私、胡搅蛮缠却也憨直可爱的雪娥。柳青说：“《创业史》是中国农民的苦难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我们从话剧《柳青》中看到了他创作《创业史》所遭受的苦难，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作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奋斗足迹。

　　编剧唐栋是“文学陕军”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我佩服的军旅作家。他通过小说《创业史》以及柳青的人生际遇，并让小说人物原型参与剧情，这种双向还原，给观者以熟悉的陌生人之感。如此，柳青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记录者或讲述者，更是一位在场者、参与者和介入者。事实上，柳青在皇甫村的日子，不仅仅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作家，还担当着矛盾化解者、政策研究者和社会发展推动者的职责。柳青曾言：“文学创作一定要有生活的真实，就是看有没有这回事；还要有艺术的真实，就是看像不像这回事。要将二者天衣无缝地捏巴在一起，靠的是技巧。作家肩上压着一根扁担，一头挑的是生活，另一头挑的是艺术，而这根扁担，就是写作的技巧。”话剧《柳青》从生活到艺术，从艺术到生活，再到艺术的穿越和互置，给人以“有这么回事”的亲切感，展现了非凡的创作功底和艺术想象力，也给了作家柳青那段话一个生动的解读。

　　浓重的陕西元素、说书人的客串表演和传神的故事细节是该剧的艺术特点。土得掉渣的陕西话、或隐或现的秦腔音乐、背靠土梁的窑洞、神禾塬上的土垛子，抒发了一种特有的亲切与苍凉；衣衫褴褛的说书人既是剧中的一个角色，又是创作者意图的传声筒，使得全剧层次清晰；诸如柳青给农村妇女“捏码子”被当做非礼、拉车送雪娥生孩子被误会这些细节，让人物形象更加平实亲民。我认为，剧中被艺术化了的柳青，较于生活真实的距离还是远了一些；对马葳这一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也稍欠丰满。或许这也是话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局限。

　　我想，精品的意义不在于多么完美，而在于在沉寂中召唤和引领的力量。《柳青》的价值在于，唤醒了一种人民的情怀和以人民为核心的创作导向。

　　走出邯郸大剧院，城市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我沿着滏阳河西岸缓行，春风习习，垂柳拂面，如妙龄少女的呢喃、慈祥老人的爱抚。差点忘了，这里曾是一个叫柳林的村庄。八十多年前，当一个叫刘蕴华的陕西年轻人更名柳青的时候，他就决定让生命像柳树一样扎根泥土、培植绿荫。四十一年过去，他的身躯化作了泥土，他的魂魄早已变成柳林，酿造着无尽的诗情和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