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书系”是世宗的一次“文学长征”。这套书的文字体量之大、图文并茂的珍贵，似乎不应由他一人完成，但又非他莫属。读他的巨著，我想起近年来西方关于记忆和回忆的讨论、研究渐成一门“显学”，而我国近年来也陆续翻译、出版了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和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重提记忆、回忆之重要，原因在于随着“亲历”历史的一代代人陆续逝去，人类的文化记忆不断受到挑战。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事件、情感只残存于一些“场”中，人类必须应对这种文化劫难。

　　近年来胡世宗为“记忆之场”不断奉上力作：继2006年、201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7大卷972万字的《胡世宗日记》之后，现在又有以《我与刘白羽》《我与臧克家》《我与浩然》等陆续问世的“文化名人书系”大书出版，正在或即将动笔的尚有他与李瑛、袁鹰、魏巍、张光年、张志民、贺敬之、柯岩、刘征、雷抒雁以及辽宁作家高玉宝、晓凡、刘镇、李松涛、阿红、刘文玉、张云晓等，有的是单人一本，有的是多人一册。这实在是我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文学界60年不辍笔的作家不多，胡世宗算得上一位，他太有回忆的资格了。几十年与文学前辈大咖的交往，尤其他的崇师重友和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使他成为唯一能够写下这部当代文学“辅史” 的作家。

　　契诃夫说“作家是上帝的选民”，那就是说作家应在人格上是出类拔萃的。《大英百科》“美学”条目也写道：“一切诗（诗的广义及艺术）的根基是人格，而人格最后是在道德上完成，因此一切诗的根基是道德意识，这当然不是说艺术家必须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或是敏锐的批评家，也不是说他必须是一个博学的模范或英雄，但他必须在思想与行动的世界里占一个份，这样才使他本身或是在旁人的同学中体验到人生的戏剧。”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很好的文学技能，但仍然不能成为大师或写不出大师级作品，原因之一在于创作主体缺少伟大人格，在内心的拼搏、眼界的较量和襟抱的展示中输了人格。世宗深谙此理。他笔下的刘白羽、臧克家、浩然等等，首先都是“人格作家”。他的记忆首先是“人格记忆”。从中，读者可以感受刘白羽“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作家”的风范，他亲率部队作家上前线，在前沿主峰上，把总政文化部——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的担子交到接班的李瑛手上。了解臧克家如何把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比如他门上贴着自己写的对联“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而这位诗翁与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以诗会友”更有详细记述，诗翁一生尽做善事，他活到99岁，善良是他身体健康最丰盈的营养。对于浩然，大多数读者不会有像对刘白羽、臧克家、张光年、魏巍、贺敬之、柯岩、李瑛等那么多的了解，而世宗却与他交往甚多，《我与浩然》填补了浩然研究的一个空白，从书中走出一个坚持扎根人民土地的“大地作家”的身影。“春江水暖鸭先知”，浩然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他知道天下变化的道理，农民朋友了解他、爱护他，使他在人生和创作遇到曲折时没有沉沦，仍努力写出受人们喜爱的作品。正因为此，世宗这些回忆有很高的格调，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剑指了当下，引发出许多作家对人格的思考。

　　由于世宗本人便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因此他的回忆堪称是“文学中的文学”。这套巨著能够做到体大思精又前目后凡，属辞比事又缘情体物，文字质朴而灵动，既衔华佩实又扬葩振藻，这种文学的记述让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世宗和一些大师、作家的交往，虽不直接评价他们的作品，但是通过以文会友的交往，人们对这些大师、作家的作品也获得一些理性的认识。这种质感和通透是读相对枯燥的文学史所无法获得的，可以称为 “史中有诗”，是传记，是史料，更是学院派文学史不可或缺的补充。如刘白羽去萧红故居，到那里之后先不与一大帮领导打招呼，却从夫人手里拿过相机旁若无人，紧走几步，为萧红塑像拍了几张照，原来他年轻时就同萧红有交往。在防空洞躲轰炸，萧红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过他；又如臧克家喜爱中国女排，不顾年高体弱熬夜看电视播出的女排比赛，与郎平竟成忘年交，世宗在臧克家家里巧遇郎平；世宗和诗人李瑛交往几十年，通信多多，十分赞同谢冕对他这位北大同学的评价：李瑛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这套“历史的回忆”图文并茂，不仅对文学史具有文献的价值，也会引发读者对文学大师风范和文学流变的感受与思考，是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