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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的电波》:致敬我的父亲母亲
    发表时间:2018-07-20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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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 宇

      

          

      工作中的通讯兵

      

      在我父母先后离世后,整理他们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套《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看到这套资料,我心里突然感到一丝内疚。

      我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我父亲季经龙,江苏泰兴人,1921年生人,属鸡,高小毕业。他的理想曾经是做一名艺术家,高小毕业后一度离家去苏州报考美术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那是1940年,由于有文化(高小毕业在当时已属难得),被分配到军部电台工作。但他对艺术的爱好丝毫未减,在战斗工作之余画了不少速写,但留下的很少。“文革”前,我曾见过一本速写册,是他自己装订的,纸张已经发黄,画的多是一些景物和部队生活。1983年,父亲离休后,又重新拿起画笔。据我弟弟评价说,老爷子画得挺不错,只是缺乏专业训练,功力稍差点。我弟弟季红跃是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曾在全国美展中多次获奖,并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拿过银奖,这是安徽在全国美展上获得的最高奖,至今无人打破。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小儿子,除了因为他排行最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艺术梦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我母亲原名贺凤英,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贺志健,江苏丹阳人,1928年生人,属龙,也是高小毕业。她家里的成分是破落地主,为此她感到很不光彩,一直讳莫如深。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填的一份表格,才知道她的成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地主是一个坏名词。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弟妹,不知怎么传到我母亲耳中,她大为光火,先是纠正我讲错了,她的成分不是“地主”,而是“破落地主”,好像后者比前者要好一些;尔后又指责我不该翻她的东西。那次,她发了很大的脾气。其实,她冤枉了我,那张表是她自己不小心落在桌上的,并不是我故意翻的。

      我母亲参加新四军是1945年。据她说,在学校期间,她读了不少进步小说,像巴金的《家》等,思想上要求进步。当时,她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是地下党,名叫张卿,解放后曾在安徽省物资局工作。在这个地下党老师的引导下,我母亲和一些同学秘密地投奔了新四军。当时,新四军的游击区在苏北。她们是通过地下党联络站,从苏南被一站一站送到了苏北。到了部队后,我母亲她们这批有文化的学生,或被送去进行医务培训,或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我母亲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后留在军部电台工作。我父亲与我母亲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

      虽然我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但我从心里对他们并不十分佩服。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太过平凡,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事迹,也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他们甚至没有冲过锋陷过阵,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小学时,有个同学的爸爸来学校做报告,拉开衣服,身上布满了刀疤枪伤,赢来了一片掌声和惊呼,让我们崇拜不已。可我的父母身上连块伤疤都没有。有一次,我说起这事,我母亲笑着说,你哪儿懂?电台的重要性,可比冲几次锋,杀几个敌人重要得多。

      父母的老战友多是从事通信工作的,有时从外地来,到家里吃饭,大家谈起往事,也大多与电台的工作和生活有关。从他们的口中,我知道了曹丹辉、廖辉这些名字,他们都曾经是新四军电台的领导。因为军部电台与军首长形影不离,他们也常谈到陈毅、粟裕等首长。这些首长的性格和工作习惯虽不同,但对电台都极为重视。据说,遇到重要的事情,陈毅、粟裕等常常会亲自来到电台旁,守在一边,等候电报。我父亲说,我军的电台初期很落后,技术力量也很薄弱。电台设备多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技术上只能依靠从国民党俘虏过来的电报员,或从地方上找一些无线电技术人员来教我们。这些人中,有的不错,慢慢改造过来,经过煅炼成了我军电讯方面的骨干;有的则靠不住,关键技术不肯教,遇到危险和艰苦环境,还有脚底板抹油一走了之的。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技术人员,这个情况才逐步改变。

      据我母亲说,我父亲的技术很好,在军部也是很突出的,很早就当上了通信参谋。有一次,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来,我父亲对我说,李白(即电影中李侠的原型)的电台出事后,延安曾指示军部电台就近联络他的呼号。由于事情重要,他亲自上机,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始终未联络上,这才向延安报告。解放后,我父亲到杭州去疗养,恰好李白的夫人也在那里疗养,讲起这事才知道,延安当年要他们联络的电台就是李白的电台,当时他已经被捕了。

      我父亲由于长期在电台工作,经常熬夜,加上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种病民间俗称痨病,相当于现在的绝症,后来有了雷密封才逐渐控制住。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是病歪歪的,经常住院或疗养。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受到冲击,关进牛棚。记得有一次数九寒天,他被造反派推上汽车游街示众。我那时已经上了中学,每次去牛棚送饭都感到很屈辱。而负责看守的造反派怕我们传递消息,每次送饭送水都要把送去的饭菜倒进另一个碗中扒开来检查,送去的开水也要倒进另一个水瓶中过一遍才放心。由于天寒地冻,经过这样一折腾,热饭热水也变凉了,这让我非常气愤。有一次,我联络了几个好朋友,打算在这几个造反派晚上下班时,趁黑砸他们的砖头。但事到临头,我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担心这样会给父亲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个性坚强。他做事极为执著,认准的事从不放弃。他的口头禅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凡事都要努力。干成干不成是天意,但如果不干以后就会后悔。他的这种人生哲学对我们子女影响很大。1992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走后,我母亲显得十分孤独。但她喜欢静,不愿和子女一起生活。我妹妹原打算和她住在一起,可住了一段时间,她就嫌人多吵闹,最后还是一个人生活。我和弟妹轮流去看她。那段时间,她常常会向我们聊起过去,聊起在部队上的事。记不清哪一年了,我应临沂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鲁运庚教授邀请前往临沂。我母亲听说了,便对我说,临沂城里有一个天主教堂,部队南下时,她们曾在那里住过,你去看看可还在。我到了临沂,问起鲁院长,他说在。第二天便陪我去了。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这座教堂保存完好。在教堂后边,当年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现在还建起了纪念馆,陈列了陈毅、粟裕等领导的照片和曾经用过的实物等。据教堂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司令部,周围的一些房子里也住过部队。我把这些房子都拍了下来。回去后拿给母亲看,她显得很激动,依稀记得电台当时就放在右边的那一片房子中。她还说起她们驻扎在那里的一些趣事。比如,南方人吃不惯大葱,闹了不少笑话等。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母亲坐在桌旁写什么。一问才知道,《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向全国通信兵老战士约稿。一些老战友也来信让她写点回忆,为通信兵史提供点资料。她把约稿信和老战友的来信拿出来给我看。我一看约稿信,最早的一封时间是1989年9月11日。那时,我父亲还健在,而且有些来信是写给我父亲和母亲两人的。我问她,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想起要写了?我母亲说,那时你爸爸还在,我也没想那么多。现在他不在了,我就想写一点东西,为他留点回忆。听她这样说,我心里一热。我知道她在思念父亲。她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总是很节制的。许多感情常常放在心里。我当即表示,这个值得写,你写好后,我来帮你润色。母亲听了很高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又把这事搁置了。我问她怎么不写了。她说,人老了,眼睛不行了,手也不灵光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帮我写吧。我说好啊,这事不急吧。她说,不急,什么时候你有空再说。可我那段时间太忙,也没太重视,心想以后有的是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转眼好几年过去了。没想到的是,2013年,我母亲查出了胃癌。本来好好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垮了。这是我们事前根本没有料到的。因为她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一些老年常见病,基本上没什么大病,尽管那一年,她已是85岁高龄。

      母亲去世后,当我看到这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时,突然想起当初对母亲的承诺,便感到很后悔,也很难过。其实,写一篇回忆,对我这个长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并非难事。可我却忽略了,如今想弥补也来不及了。

      回到家中,我专门抽出时间来翻阅起那一本本《选编》。《选编》是内部资料,已经印到第七辑。纸张、印刷都很粗糙。其中有一本《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干部名录(建国前部分)》,是1990年7月编印的,居然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并油印后装订成册的。《名录》中有些人的名字前用铅笔打了勾,不知是父亲打的,还是母亲打的,我想,这些打了勾的可能都是他们认识的战友。在《选编》中,有一些回忆出自我父母老战友的手笔,他们在回忆中也提到了我的父亲母亲。看到这些,我就更后悔了,深感没能帮我母亲完成她的心愿。不过,从那些发黄的纸张中,从一篇篇回忆中,我开始对通信兵有了重新认识。他们其实很了不起,虽然没有面对面地与敌人作战,但许多指挥千军万马的指令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指发出的,而他们经历的艰苦,面临的危险、困境,以及付出的牺牲,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尽管他们的事迹不显山不露水,也很难惊天动地,但他们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的贡献也有目共睹。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而我的父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此我感到无比骄傲。

      于是,我下决心要写一写我父母的生活,写一写关于通信兵的生活。

      于是,便有了《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

      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它们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从许多真实的人和事中提炼出来的。这些人和事有的是从我父母那儿听来的,有的来自于史料和回忆,因此故事的细节和通信兵的战斗生活都是真实的,有依据的。最后,有两点感受值得一提:

      一是,过去常听人说,写作要带着感情写。对此,我体会不深。但这次写作,由于涉及到我父母,写作中总感到父母亲的身影在眼前晃动,好像他们就站在我面前向我娓娓道来。小说中多次插入父亲的讲述,就像纪录片中的同期声,我这样做一来想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二来视角上的变化,也使父母过去与我讲的一些人和事变得鲜活起来,自然地流于我的笔下。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我母亲获得了一枚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我们回家时,她兴冲冲地拿出来给我们看,还高兴地哼起了《新四军军歌》。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我父母亲都对《新四军军歌》饱含深情。我母亲80多岁了,还能够哼唱。为了找到写作的情境,我特地从手机上下载了《新四军军歌》反复不断地播放。听着那悠扬、雄壮的旋律,写到动情处,我的心里也抑制不住阵阵发热。

      二是,去年春天,我们去新疆采访。新疆建设兵团政委孙金龙同志,曾是我们在安徽的老领导。他接见我们时谈到一件事。兵团有个老兵,解放初进疆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新疆。到了晚年,他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自己的名字和家人,但你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会立马报出某团某营某连某排某班,而且分毫不差。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小说中的李安本在身患老年痴呆多年后,临终前突然敲出了“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电码,就是受这个故事的启发。这也再次说明了,创作离不开生活。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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