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49年新中国诞生作为发端，审视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发展，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有清晰的时间节点。有了这个前提，公刘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五月一日的夜晚》，便从时间、格调和精神向度上框定了军旅诗在我们这个国度和我们共同经历那个时代的基本走向：“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数不尽的衣衫发辫，/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50年代初期，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军旅诗，最初是以风格鲜明的“战歌”和“颂歌”两种基本样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两个诗群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就像两个璀璨的星座照亮新中国诗歌的星空。因为新中国的建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历史功勋昭告天下，受到全国人民由衷的热爱和景仰；革命胜利后，我军迅速转入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和驻守祖国边疆及领海、领空，同样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荣耀，反映到军旅诗的创作中，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创作风格。有人形象地归纳为四个短句：“英雄旋律、青铜品格、烈火情怀、热血文字”。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军旅诗被归纳为“战歌”和“颂歌”两种基本类型的历史背景和渊源。
所谓战歌，是来自抗美援朝战场的一群青年军旅诗人带着炮弹的呼啸和燃烧的空气的战斗呐喊。他们带着枪管和炮膛的余温，从战场昂首走上诗坛，未央、张永枚、柯原、胡昭、叶知秋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昌耀比他们成名晚一些，但几十年后，在中国诗坛，却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走得更远，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所谓“颂歌”，基本发自遥远的风光旖旎的西南边疆，它们的歌手，是一批见识过抗日战争和亲身参加了解放战争的青年军旅诗人，以当时身处昆明军区的公刘、白桦和周良沛最为突出。进军并驻防西南边陲，带着纯真的欣喜与青春的朝气加入这支队伍的公刘，被亚热带雨林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迷住了。当他以诗歌发出心底的声音，赞美兄弟民族的翻身解放，抒写大西南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精神风貌，便化作一股清新的激流，从他的笔端奔腾而出。1955年，《人民文学》以罕见的篇幅，连续发表了他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和《西盟的早晨》，全国诗人和热爱诗歌的朋友，立即对他笔下迷人的西南景象和独特的风格发出由衷的赞叹。
艾青称赞他的诗就像他的诗里描述的风光一样，是“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而迎面扑来的“一朵奇异的云”。白桦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能进行多种体裁创作的作家，他与公刘一样，也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西南边疆吹着欢快的竹笛，登上军旅乃至中国诗坛的。50年代，他在西南边疆服役时期，连续出版了《金沙江的怀念》和《热芭人的歌》两本短诗集，《鹰群》和《孔雀》两部长诗，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和不可遏制的诗歌才华。散落在其他边疆地区及各军种兵种的高平、饶介巴桑、安谧、顾工、杨星火、蓝曼、胡征、梁南、纪鹏、韩笑等等，也纷纷以各具生活特色的作品，汇入创作大潮。在北京大学受到过东西方诗歌熏陶，在解放战争中以随军记者身份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的李瑛，解放后迅速来到军事文化的核心总政文化部和后来的解放军文艺社工作，这使他的诗歌创作有了比同代军旅诗人更深的文化底蕴，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的兼容性。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像李瑛那样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准备比较充分的军旅诗人，实属凤毛麟角。因为大部分军旅诗人，来自热血青年以身报国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准备存在明显不足。所以，他们的创作虽然充满战地和边疆的生活气息，但作品的质地和艺术含量，却明显低于来自延安、此时已成为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和主编的那批曾在军旅的诗人，比如贺敬之、艾青、田间、郭小川、李季、张志民、邹狄帆、闻捷等等。必须承认，他们1949年的诗歌创作，以及在1949年前写作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集中出版的那些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风靡一时，成了当年诗坛的扛鼎之作，其中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贺敬之的《回延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戎冠秀》《赶车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等，把这批诗人以自身经历而创作的军旅诗，抬到了一个众人仰望的高度。
进入20世纪60、70年代，虽然人民群众一如既往地热爱我们这支军队，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各条战线的成就日益突出，人们对军队、军人和军事生活的关注，回归到比较理性的状态，军旅诗的创作也由五十年代的全民追捧状态渐渐还原为军旅文学中的一个普通门类。这时候，由于公刘、白桦、周良沛等人先后离开部队，遂使李瑛的诗歌创作得以凸显并且迅速成为军旅诗创作的一面旗帜。青年李瑛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便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因而具有成熟的政治经验，言行谦逊谨慎。落实到诗歌创作，他把自己清醒地控制在既不脱离意识形态，又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的位置上。他注重深入基层，努力反映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得到军内外报刊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创作量大，题材涉及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赞颂新时代与新生活、注目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和部队现实生活等方面，但重心还是落在军旅题材上，以致他的军旅诗表达的内容，以及基本结构、语言和抒情方式，从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成了军旅诗（其实不止军旅诗）创作的范本和标杆。他这个时期出版的军旅诗集《寄自海防前线的诗》《静静的哨所》《红柳集》《红花满山》等，本本热销，流传甚广。如短诗《边寨夜歌》的最后一节的表达方式：“边疆的夜，静悄悄/山显得太高，月显得太小/月，在山的肩头睡着/山，在战士的肩头睡着。”可以看出来，他总是在生活中发现诗，然后又从这些独特发现的诗里提炼思想，升华境界。由于这样的作品受到普遍青睐，人民群众也喜闻乐见，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广泛传抄和仿效。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为“李瑛模式”。20世纪50、60年代之交起步的一批年轻军旅诗人，像石祥、周纲、宫玺、廖代谦、元辉等等，跟随李瑛的创作步伐，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出来。再晚些，到了60、70年代之交即“文革”中期，由于军队的政治地位重新崛起，《解放军文艺》在全国文学期刊中率先复刊，60年代初期入伍的一批诗人，如叶文福、韩作荣、喻晓、瞿琮、峭岩、纪学、胡世宗、曾凡华、王耀东、邢书第等，在几年时间里相继脱颖而出，迅速扩大军旅诗创作队伍的阵容，对沉寂的诗坛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是，这时的军旅诗创作，地域特色越来越淡，辨识度越来越模糊，相互影响、集体发力、共同提高，再也没有出现50年代那种特色鲜明的诗群了。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军旅诗创作，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近十年南线自卫反击战对军旅诗人的深刻触动，出现了如同50年代初期那样的一段喷发时期，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让人们刮目相看。70年代末，中国诗坛出现的三首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作品：1977年李瑛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一月的哀思》，1979年雷抒雁悼念张志新烈士的《小草在歌唱》，和同年叶文福呼唤清正廉洁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它们均出自军旅诗人之手。这三首诗的面世，极大地鼓舞了军旅诗人的创作热情。1979年爆发的南疆自卫反击战，更是把军旅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黄金时期。
除了诗人们纷纷走上前线，体验战地生活，采访写作，在当时的老山和法卡山前线，还出现了有影响的战士诗社，上至将军，下到士兵，利用战斗间隙，兴趣盎然地在罐头商标上、香烟盒上，甚至在手纸上写诗。这次战争引发的诗潮，到80年代中后期仍方兴未艾。
与以前的战争诗相比，南线战争诗开始在多方面有所突破，拓展和深化了军旅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作品，不再是单纯表现我军英勇豪迈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诗的触角，开始深入到80年代普通士兵多层次的心灵世界，开始进入焦土上因战争的残酷引起的神经末梢的震颤，开始有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军人命运的反思，开始表现新时期军人所具有的新时代心理、道德观念、精神素质和性格特征。可以说，南线战争是新时期军旅诗歌变革的先声。这种变化，在杜志民的创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杜志民是80年代初期部队诗人中抒写军旅生活的佼佼者，他1984年出版的诗集《阵地上的小花》，风格热情而明朗，到了1989年出版的反映南线战争的诗集《山地风》，开始热衷于一种“前线纪实诗”的诗体试验，整体风格变得沉郁而凝重。另一个情感深度和诗歌风格变化突出的诗人，是在《昆仑》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的李晓桦，他在地方完成大学语文教育，后被调到《昆仑》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1984年，他到云南前线采访，受到强烈冲击和震撼。南疆之行后交出的诗歌，出人意料地超越以往同类作品对正义战争的渲染、对英雄人物的廉价歌颂，而是直接面对浸透鲜血的战争产儿：死亡与毁灭。他的《我的墓志铭》《士兵谈论死》《这里埋着一个女兵》和《一棵被削掉顶冠的大树》等一系列诗作在《青春》和《青年文学》杂志发表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之后不久出版了获得全国新诗集奖的诗集《白鸽子，蓝星星》，还在《收获》发表了试验意味强烈的长诗《蓝色高地》，引起诗坛极大关注。
受到南疆诗歌创作激励，以潇洒俊逸的创作风格，把这个时期的军旅诗坛搅得风生水起的，非创造力旺盛的贺东久莫属。以他为圆心的南方军旅诗人，有邓海南、程童一、孙中明、孙泱、葛逊、汪沉、李峰、阮晓星等等。贺东久身为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专业歌词创作员，长期坚持走诗歌与歌词创作并举的道路，并在两条战线硕果累累。他的诗歌创作，把和平年代的军人置于战争的背景中，想象力丰富，常有惊人之笔。在他的诗里，战士的头颅是“装满思想的炸弹”，士兵的眼睛是“天生雄性的太阳”，士兵的钢盔是盛开的金葵般的“桂冠”，士兵的墓地是“庆贺战争惨烈的精制蛋糕”，具有粗犷、豪爽的生活质感。
在持续几年的南线战争诗歌创作热潮中，将军诗人朱增泉异军突起。他是以高级指挥员（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走上战场的，当时年过半百，没有任何文学创作经历。集团军热爱诗歌的官兵在前线自发成立“橄榄诗社”，创办《橄榄风》诗报，他以支持战地文化的姿态，在这张诗报上发表了他的两首很短的习作。之后，他以南疆特殊的战争环境为视点，一发而不可收拾，连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等文学大刊发表了系列风格迥异、想象奇特且浩浩荡荡的长诗，不仅在部队诗坛，而且在地方诗坛引起较大反响。他主要收入战争诗作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把南线战争诗歌一波波推向纵深的，除了杜志民、李晓桦、贺东久、朱增泉外，当时活跃在军旅诗坛的李瑛、纪鹏、喻晓、胡世宗、瞿琮等新老诗人也功不可没。但就作品分量和诗歌技艺而言，还必须等到80年代中后期周涛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和由刘立云、蔡椿芳和简宁三人组成的“战壕诗会”系列作品的出现。周涛完成于1986年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具有宏大构架、史诗气象，探讨了战争的起源和对社会进程的推动及颠覆。但因种种原因，这部长诗未及时以全貌面世，也没有出现诗人所期待的社会反响。1987年夏天，《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组织一批青年诗人奔赴南方前线体验战地
生活和写作，这次南方之行创作的作品，发表在这年的《解放军文艺》8月号隆重推出的“战壕诗会”特辑中，其中有蔡椿芳的组诗《南殇》、刘立云的组诗《红色沼泽》和简宁的长诗《麻栗坡》。这三部组诗（长诗）以罕见的篇幅和分量，在对战争诗的开掘上，已经与传统的“李瑛模式”大为不同了。如果说南线战争诗是新时期军旅诗歌变革的先声，那么这次“战壕诗会”就是对传统军旅诗的一次挑战。
1979年从喀什以特招方式进入新疆军区创作室的周涛，不仅轻车熟路地汇入80年代军旅诗的蓬勃发展大潮，而且迅速成为领军人物，他第一本出版的军旅诗集《神山》就在军旅诗坛引起相当大的震撼。周涛的军旅诗，博大、沉雄、洁净，优雅、对战争与和平、军人的意识和命运，袒露出与生俱来的一种高贵情怀，这是以往的军旅诗所少有的。我曾指出，周涛对新时期军旅诗的贡献，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以天山的长风吹来一股强大的气流，用马背民族歌手强悍、粗犷的大气，冲击和改造了军旅诗形态的小气和精致”；二是“创造了《山岳山岳，丛林丛林》这样的‘大诗’，诱导军旅诗坛出现了一种‘大诗’现象。”具体地说，周涛既写《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一群新兵》这样体味军人职责和使命的短诗，发出当兵的历史“它会在你的两腿上/留下一种干练、果断的步伐/它会在你的瞳孔里/留下一丝难以捉摸的警觉/它会在你一生中/永远留一幅出击者的雕像/挺起枪刺般的脊骨/宁折不弯，是意志的钢铁”那种高亢的声音；又把庸常生活不时上升为一种境界，如“新兵不一定全能成将军/将军从前可全都是新兵”。他的另一个贡献，便是由《鹰之击》《猛士》这样一些博大沉雄、慷慨高歌的高蹈性作品作为铺垫，最终在他生活的新疆的文学杂志上，全文发表了他那首用力最大并情有独钟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完成了他对军旅诗雄心勃勃的最后冲刺。因此，他无愧为军旅“大诗”的始作俑者。
在《山岳山岳，丛林丛林》之后，马合省抒写长城烽烟的《老墙》，王久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狂雪》，李松涛借评判《水浒》人物而省察中华民族历史的《无卷沧桑》等逶迤而来。到90年代，经历过战争而回到和平阳光下的朱增泉，收不住思绪中狂奔的烈马，一部接一部地写出了《前夜》《国风》《世纪的玫瑰》和《黑色的辉煌》等长诗。他的诗风雄浑洒脱，联想丰富，从古至今，神游八极，思维大幅度跳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军旅诗的视野和范畴，体现出更深层次的时代精神、文化渊源和人类意识。
20世纪涵盖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军旅诗创作，我们不应该忽视程步涛、李钢、李松涛、张雅歌、廖代谦、张力生、李武兵、王小未、乔林、尚方、陈云其、曹宇翔、郭晓晔、梁粱、曹树莹、刘业勇等诗人作出的贡献。他们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在传统军旅诗与“新生代”之间架起来了一座桥梁。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程步涛和李钢两位诗人的名字。
程步涛继转业到地方的雷抒雁担任《解放军文艺》诗歌编辑，面对几代人及南北军旅诗的交汇和碰撞，他披沙拣金，推波助澜，在刊物上精心组织军旅诗人向军旅诗歌的精神高地发起一次次集体冲锋。同时，他又以自己的创作参与以至引领军旅诗的变革。程步涛是最早将笔触伸进军人内心的军旅诗人，他那首描写探亲军人复杂心绪的《三十天》，堪称军旅诗“向内转”的先声之作。1985年出版的诗集《爱·生·?死》，把当代军人在承担光荣和神圣职责背后的辛酸苦辣，还有第一次上战场与敌人搏杀时的心理活动，通过诗歌情感的宣泄和细节的渲染，纤毫毕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例如，他时刻关注军人在当代社会转型时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焦虑，一则报道刚下火线的残废军人因抱怨车门夹住断腿而遭公交车售票员拳打脚踢的新闻，使他愤怒地写出了《回声》：“在我们的同龄人/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在我们的同龄人嫌城市太乱/结队去郊外寻觅田园诗的时候/我们用头颅充填着一个个弹坑/我们用血肉浇铸着一寸寸边土。”“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啊/理解我们的生/理解我们的死/理解我们的勇敢/理解我们的怯懦。”他这些诗告诉人们，为祖国而战，我们的士兵别无他求，只求理解。正因此，程步涛一度被称为“军人心灵的代言人”。
曾在南海舰队服役的李钢，离开海军十年后，在《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上，令人耳目一新地捧出了组诗《蓝水兵》。作品清新、浪漫，像童话般书写人们心中曾经如英雄雕像般的士兵形象。譬如“蓝水兵/你的嗓音纯净得发蓝/你的呐喊，带有好多小锯齿”（《蓝水兵》）；又比如“我不敢合上我的本子/我怕合上了海水会溢出来?打湿我的军装”（《水兵日记》）和“现在，舰长啊/命令你的车钟两车进三吧/让军舰全速驶向海洋/让我们把岸拖走”（《靠岸》）。如同寻找到一条梦幻般的全新路径，独特而深刻的生活体验，使李钢的诗一出来，便大受欢迎。海军诗人陈云其和陈知柏在李钢的启迪下，脑洞大开，一组组新作如海浪般奔腾而至。一时间，卓越并五彩斑斓的水兵生活、严酷的海上人生、粗犷的男性世界，构成一幅幅浪漫而瑰丽的现实雕刻，力与美的诗篇竞相绽放。
简宁和蔡椿芳是80年代中期从军旅诗坛冉冉升起的两颗耀眼的星星。他们一个毕业于安徽科技大学热物理系，特招至空军蚌埠某航校担任物理课教员；一个毕业于军事院校高炮专业，主动申请进藏，在中印边界驻军任基层指挥员。两人的共同点，是熟读中外文学经典，对现代诗歌有着自己清醒的判断和深厚积累。简宁入伍前就以《小平，您好》一诗风靡诗坛，成为地方大学生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来到部队后，以揭示核威胁的长诗《倾听阳光》引起军旅诗坛注意。他把军旅诗带进了以往部队诗人难以企及的高科技领域。以后，他又潜心阅读二十四史，写了《垓下》《秦时明月》等一系列反映古代战争的长诗。蔡椿芳以雪域诗歌见长，作品清新、峻峭、纯粹，在军旅诗中独竖一帜。1987年的“战壕诗会”，当两个人分别捧出长诗《麻栗坡》和组诗《南殇》后，意味着他们在军旅诗坛占据了新的高度，建立了自己的功勋。
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几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和第四期，把部队一批更年轻并已崭露头角的诗作者招入麾下，军旅诗人“新生代”概念和队伍由此诞生。他们中的佼佼者，包括王久辛、殷实、屈塬、吴国平、马正建、杜红、阮晓星、曹树莹、辛茹、史一帆、黄恩鹏、张子影、张春燕、冷燕虎、谌虹颖、胡凤亭、小叶秀子、康桥、海田等等。前面提到的简宁和蔡椿芳，在年龄上也属于这个诗群，不过比他们起步更早，走得也更远。与传统军旅诗人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批过渡诗人比较，“新生代”诗人吸啜着更为新异的诗学观念登上诗坛，在美学观念上与当代诗坛的所谓“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取同一步调。新生代军旅诗人着重于内心情绪的挖掘，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更加轻松、俏皮和口语化，意识流手法恣肆蔓延，诗歌意象缤纷而绚丽。他们中从兰州走来的王久辛和辛茹，分别以诗集《狂雪》和《寻觅光荣》获得鲁迅文学奖。有意思的是，在军旅新生代的一大批军旅诗人中，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渐渐呈现出阴盛阳衰的败落迹象。不知不觉中，这支曾经阵容强大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个编制在专业创作室的女诗人在孤独起舞。1997年，解放军出版社给她们出版了一部诗歌合集，并取了一个现在看来寓意深刻的书名《火中舞者》。印在这本合集上的女诗人名字有辛茹、张春燕、康桥、谌虹颖、阮晓星和小叶秀子。
到20世纪末的中国军旅诗坛，已是暮色苍茫，门前冷落车马稀。如果追溯原因，勉强可以总结三条：一是军旅诗的领军人物，如周涛、朱增泉等彻底转向了散文写作；二是部队编制调整，文艺创作室划归文工团管理，不少诗人转入歌词创作；三是部分诗人转业地方，或转向影视剧创作。
新世纪之返，军旅诗歌的发展依然处于低谷期，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落寞特征在这个阶段继续延续着并且变得更为凸显、醒目，从创作的数量上看，军事刊物上的诗歌园地日益萎缩或消失，偶有出现也几乎是美化版面的一种点缀，从创作的质量上看，新世纪以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军旅诗集仅有刘立云的《烤蓝》。
如果说“落寞”是新世纪军旅诗歌的一个令人刺眼的关键词，那么另一个关键词“坚守”的出现则赋予了军旅诗歌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新世纪的军旅诗歌在政治语境和商业语境的双重夹击之下出现极为窘迫的生存状况，但是依然有一批诗人坚守在军旅诗坛之上，这批诗人主要是由三个群落组成的：第一个群落是由以李瑛、程步涛、峭岩、曾凡华等为代表的老诗人所组成的，在这个群落中既有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传承，也有现代意义上的全新思索。第二个群落是由以刘立云、王久辛、辛茹、康桥等为代表的中间代诗人所组成的，这个群落从整体而言呈现出坚实的丰富性。第三个群落是由以姜念光、刘起伦、温青、董玉方为代表的新生代所组成，这个群落从整体而言呈现出“小众写作”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非军旅诗人积极写作军旅诗歌的现象，例如黄亚洲于2005年出版了诗集《行吟长征路》，在关于红军长征主题的诗作中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和个性化的体验、奇特的想象力、奇崛的意象，再现了悲壮的长征历史，为军旅诗写作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历程，在文化回归、国学升温的浪潮中，以喻林祥、李栋恒等将军诗人为代表的许多军旅诗人也纷纷投身中国古典军旅诗词的创作。
新世纪军旅诗坛首先值得人们致敬的是依然可见的一些活跃了多年的身影，例如李瑛、程步涛、峭岩等。在上个世纪，他们或者以蔚为壮观的军旅诗作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创作体系，从而见证了共和国军人在民族自强历程中的昂扬奋进和迷惘失落，记录了共和国前行中的辉煌荣耀和艰难曲折；或者在滚滚硝烟和炫目血光中升腾起关于军人生命之历史、现世和未来的哲学思索。他们亲历了当代军旅诗歌60余年的发端、发展、繁荣乃至落寞，他们或者是当代军旅诗歌的奠基者，或者是当代军旅诗歌发展历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领军者，进入新世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较之其他诗人，他们对战争、军队、军人等等有着更为深邃的理解，对当代军旅诗歌的写作传统，例如国家民族立场的坚守、崇高英雄精神的弘扬等，有着更为自觉的传承和固守。当然，在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他们试图运用最熟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传达出崭新的时代思索。李瑛新世纪以《一只马蹄铁》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军旅诗，显示出一种超越既往的努力，幅射出军旅诗歌的某些特质在特定时代语境下被压抑与释放的历程，以活的方式让人回味当代军旅诗歌拥有过一份怎样的历史。程步涛的诗集《记住那些地方》和峭岩的长诗《遵义诗笔记》都是红色经典写作，或真诚追问，或激越放歌，都显示了军旅诗人勇敢深沉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担当。这是一批值得尊重的诗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新世纪的军旅诗歌拥有了令人敬畏的历史沧桑感。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路坚轫转战至新世纪的刘立云、王久辛、辛茹、康桥等，仍然坚守在日益落寞的军旅诗坛，从年龄构成而言，他们是当今军旅诗坛的中间代，他们以日益成熟的写作为军旅诗坛奉献出数量众多、风格迥异的高品质诗作，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又是当之无愧的中坚代。刘立云的《高地》《开放日》《听某将军谈八年抗战》等诗作以具体的形态刻画军营日常生活面貌和追溯八年抗战胜利的奥秘，诗人以观察者身份审视平常平凡的军人和我军走过的艰难历史，却又擅长从中提纯出军人特有的精神品质。王久辛以长征为题材的《大地夯歌》借用了民间夯歌的形式，让夯歌伴随着长征漫漫征途一路响起，让长征途中的所有物件与夯歌一起发出气势宏大、沉雄悲壮的夯歌交响曲，那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声响变化也寓意和对应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是红色经典创作中一首颇具特色的创新之作，也是作者继《狂雪》之后的又一部长诗力作。辛茹和康桥两位女诗人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力，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辛茹用三首长诗《火箭碑》《扬业功之歌》《洞天》构成了《火箭兵三部曲》，以构塑英雄而呼唤民族伟力，以英雄的存在而映照、支撑和引领日常生活。康桥反映长征的长诗《征途》以生者为逆旅，以死者为归客的进军路线为中心，以时间推移为经线，以英雄传奇为纬线，织成了庞大的红色记忆之网。尤其是女性视角的移入，使宏大壮烈的长征历史具有了真切可感的痛楚。而且，辛、康二人在诗歌创作与探索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执著与大气磅礴令人动容。
新世纪以来军旅诗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例如董玉方、温青、贾卫国、大兵、马萧萧、郭宗忠、刘笑伟、周承强、周启垠、董晓宇、艾蔻等等（尽管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了创作）。与前辈诗人们不同，出生于70年代之后的他们既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也没有过多的现实磨难，他们更多时候是源于自身生命感觉去理解世界、现实、军队乃至军人生活，在艺术储备方面他们拥有比前辈更为丰富的营养资源，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是共和国最为幸运的一代军旅诗人。生命的书写和文本的自足是新生代军旅诗人写作的重点，“他们的写作淡化了题旨的确指性，冲决了题材的严格界定，而强化了诗的意蕴，拓展了诗意空间，从而获得了对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抚摸和探究的勇气”，然而当自身生命感觉几乎成为这批诗人进行创作时唯一的体验基础时，必然会导致双重效应的出现，即一方面生命回避历史和现实的纠缠会呈现出异常的清澈和澄明，而另一方面生命失去历史和现实的托举也容易失重，与此同时，文本自足的探索一方面促进了军旅诗歌的个性发展，而另一方面过于浓烈的文本实验将会导致军旅诗歌走向艰涩难懂的境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背负着中国军旅诗歌未来希望的新生代军旅诗人注定将步履维艰，在传统与现实、生命与使命、文本自律与他律的左奔右突中引领军旅诗歌突出重围。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期待着、聆听着强军梦、中国梦的诗之号角，它永远在前头嘹亮、深沉、激越地吹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