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灿烂与死之遗韵

——杨绛先生逝世周年祭

 

作者：杨国良　　

 

　　百余年的精神遗留，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到今天，杨绛先生走了整整一年，却不知仍活在多少人的心里。

 

　　最美妙的发端

　　先生幸运，生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先生回忆父母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世事与人生就这样有了最美妙的发端。

 

　　绝无仅有的赞美

　　先生初恋就遇见“一点也不翩翩”“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的钱锺书，但不翩翩的钱锺书却浑身儒雅，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35岁得沉迷书山、吸吮清泉的钱锺书既浪漫又体己的话：

　　To C. K. Y.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incompatible things：wife,mistress,& friend.

　　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妙更智慧的赞美么？

 

　　“饱蠹楼”里任逍遥

　　25岁陪钱锺书去牛津，在宛若城堡，透着遥远时空的沧桑和神秘的“饱蠹楼”（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钱锺书译之为“饱蠹楼”）里读书，“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先生晚年回忆：

　　“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又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中西精髓融于一身，就像山泉映月，清光照人。

 

　　平生最好的杰作

　　26岁做母亲。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锺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锺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从此，女儿钱瑗成了先生平生最好的杰作。

 

　　闯祸的边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此后八年，古老的中华大地成了偌大的修理场。钱锺书的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但他们都急着要回国。

　　沦陷的上海，每天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途中总有日本兵检查。先生不愿鞠躬，就低头而过。一次被一个日本兵发现，他走到先生面前，瞧她低头站着，就用食指在颔下猛一抬。

　　“我登时大怒。他还没发话，我倒发话了。我不会骂人，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我们这样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出去，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

 

　　《围城》受了先生剧作的启发而立意

　　抗战期间，先生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部喜剧被柯灵称为“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存中有数的好作品”。

　　某种程度上说，钱锺书先生的《围城》是受了杨绛先生的剧作启发而立意的。

　　一天他们同看先生写的话剧表演，回家后钱锺书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先生大为高兴，立即说：“好啊，我支持你！”

　　1944年，钱锺书动笔写《围城》，平均每天500字左右。两年里他“锱铢积累”地写，先生“锱铢积累”地读，“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不愿离开父母之邦

　　1949年，他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先生晚年回忆：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事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1958年，先生接受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

　　先生发现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最可信呢？我要忠于原著，只可以直接从原著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

　　47岁，先生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三里河的喜悦

　　1977年2月4日立春节气那天，钱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进南沙沟寓所。“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接受采访时深情回忆道：

　　“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而且，“他俩还有一种赤子之纯，微笑的后面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给我一种安心的、充满智慧的、温暖的感觉。”

 

　　披一身“隐身衣”

　　一次，先生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两人都想披一身“隐身衣”，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求隐身书斋、潜心学问。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先生雍容娴雅；钱锺书飘飘凌云，穆然清风，似游天地之间。

　　今日之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急功近利者甚众。须知好学不厌之士，乃一代之砥柱，一国之命脉。

　　钱、杨“融通”之大厦，学界“乌托邦”，常人未可梦及，吾辈对之焉敢不生敬仰之心而盖自激励乎！

 

　　死亡的大考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身心憔悴，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的先生究竟如何在孤寂、病痛、死亡的大考中挺过来，浴火重生，奇迹般成了一家三口的新生命？

　　极度悲痛中，先生选择翻译柏拉图的《斐多》，讨论灵魂不死。

 

　　一个人留下来“打扫战场”

　　垂暮之年，先生将一家三口的记忆诉诸笔端，感受漫长岁月悉心经营的温馨，又仿佛在舔舐自己的伤疤，甚至能听到伤口裂开又开始结痂的声音。这种温馨中带着残忍，在默然中自我疗伤，借沉痛的文字排泄身上的“毒瘤”，将“有毒”的负能量一一清洗，用干净悲怆的语调给至亲者献上瓣瓣心祭。

　　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抄《槐聚诗存》，追忆与钱锺书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

　　此后，先生以老迈之躯发宏愿，悉心整理钱锺书采百花而酿出的蜜——八万多页的中外读书笔记，一个人留下来“打扫战场”，在敲木鱼式的疗伤中，让颠沛流离、伤痕累累的几麻袋笔记有系统有秩序地变成几十册皇皇巨著，为读书人显现一代宗师的成长踪迹。

　　96岁，先生沉定简洁的封笔之作——《走到人生边上》，在人生的边缘自问自答，劝善说理，和风细雨，像小溪静静流淌。所见之远，所及人心之深，可谓宏廓辽远，穆然远上，不可企及，成了读书人的枕中秘籍。

　　百岁前后，内心更新的先生懂得什么是正道，并一以贯之身体力行，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至死维持着一贯的执拗。

　　美哉，沨沨乎，大而婉，俭而易。

　　仁心慕义，见微而知清浊，观止矣！

 

　　苦身焦思，终而得道

　　先生曾译英国诗人兰德暮年的《终曲》：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去年的今日，先生安然走了。

　　105年，先生穿过生命重重关卡，将所有负面因素转化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一辈子坚守读书人的本分，用自己干净的言行点亮世人的心灵之灯，成了人类百年的精神容器，精神史上新的标杆。

　　苦身焦思，终而得道，人生若此，欲毋显，得乎！

　　（作者系海南大学教授，《杨绛年谱》《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等书编著者）

　　（责任编辑：王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