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
2016年10月13日13时，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因为其“用美国传统歌曲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
消息一经公布，诺贝尔文学奖自1902年蒙森（历史学家、第一个非文学性作者，这一届他PK掉了托尔斯泰和左拉等人）、1953年丘吉尔（职业政治家中最具写作能力的人之一，PK掉了英国文学家福斯特以及海明威、拉克司内斯、希梅内斯三位日后的获奖者）以来，最具震撼效应的颁布业已形成。
鲍勃·迪伦获奖的轰动价值
鲍勃·迪伦获得诺奖，在整个世界范畴，和在中国、美国两国，人们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就世界范畴而言，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喜欢文艺的人士，基本上把鲍勃·迪伦（部分也包括和鲍勃前后脚出道的约翰·列侬）视作“当代的游吟诗人”，兼有着“作者”与“歌者”的身份，较少被视为单纯的“艺人”。
而鲍勃·迪伦身为“垮掉的一代”和反越战浪潮中的一员与见证者，其作品早已超越了艺术门类的分野，深远地影响了五十年来地球上的每一代青年。他不是青年导师，但他的歌词和简单的和弦、配器却是青年们对抗逆境的好伙伴，是心灵和灵感的源泉之一。
对于整个当代世界而言，鲍勃·迪伦的名字远大于音乐公告牌、格莱美、奥斯卡，当然也大于影响更小一些的诺贝尔文学奖。说他是俗世中以音乐现身的“教皇级人物”，也并不为过。就奖项对获奖者当世影响的表彰而言，迪伦最适合的是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挪威人不舍得给他和平奖，由瑞典人补一个文学奖给老大师又有何妨，何况他的诗作和歌词，比近三十年来许多获诺奖的诗人，要更加深得现代诗的真谛。
对于美国的公众而言，大部分公众应该是高兴的，因为他们正是在鲍勃·迪伦歌曲和文字作品的核心影响地带，一茬又一茬成长起来的。少部分喜好文学的人们可能心思会复杂些。毕竟自1993年托妮·莫瑞森以来，已经足足24年没有美国的作家获得诺奖了。诺奖评委们给出的理由似乎一直是：美国当下没有真正伟大的作家。可这话只有鬼才相信，因为莫瑞森本人并不能算是一位一线大师，至少没有达到当年索尔·贝娄量级。不止莫瑞森，早她六年获奖的移民诗人布罗茨基也没有达到过与他同时期美国诗坛一线大师的水准（奥登、洛威尔、奥尔森、斯诺德格拉斯、普拉斯、奥哈拉、勃莱、霍尔等）。
实际上，自打略显小众的犹太小说家辛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8年）之后，诺奖评委会逐年错失了为亨利·米勒、马拉默德、诺曼·梅勒、塞林格、约瑟夫·海勒、冯尼古特、沃伦、洛威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金斯堡、纳博科夫、厄普代克、雷内·韦勒克、布考斯基、道克托罗、雷·布拉德伯雷等一系列彪炳文学史册的名字中任何一位颁奖的机会，这也把它对美国文学的评判，置于了一个顽固而滑稽的境地。我们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令人惊讶的结果，但显然，这对于目前仍居于世界文学最高水准之一（虽然已不像五十年前那么显赫）的美国文学而言，并不公平，而且这一“不公平”长达三十余年。
对于一贯不太了解、似乎也一直不愿意去认真了解诺奖评奖规则的中国媒体和读书界而言，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其实关心的无外乎是如下话题：1、获奖者是不是自己知道的人；2、获奖者有没有可能是中国作家；3、昆德拉、村上春树、卡达莱、阿多尼斯之类的“老熟人”能不能得奖……而结果一旦出乎大家的意料，媒体便会得到三到十天的机会，去宣泄它们的喜悦或不满（这也几乎是它们一年中唯一能集中奉献于相对正经的文学性话题的时段）。此前几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阿多尼斯诈奖”“鲍勃·迪伦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等乌龙、恶搞事件便是明证。资讯发达的时代，人未必能变得聪明，能不蠢，已然是万幸。
鲍勃·迪伦的文学身份
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是诺奖评委会对于舆论界质疑其长期忽略优秀的美国当代文学的一次“聪明”还击。
鲍勃·迪伦的文学建树究竟有多高？我们不妨先绕开文学性最无可非议的诗歌，从最具争议性的歌词作一番鉴赏。
有人说死神快要来到这里/可是我不要躲进地底/我也不要死得佝佝偻偻/我走向坟墓时要昂着头。/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然后埋进地底。
谣言说有战争，而战争作为生活的意义/早已经消失在风里/有人相信来日不会太长/他们不学习生活而学习死亡。/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然后埋进地底。
世上总有人制造恐惧/他们长年累月谈论战争的可怖/我读他们的演说，我从不反驳/可是，老天，请让人们听到我卑微的歌。/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然后埋进地底。
如果我有宝石、财富和皇冠/我要收买世界，把一切改变/我要把枪炮和坦克抛进大海/错误的历史应该修改。/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然后埋进地底。
……
（《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白婴译）
我们知道，对于整个“二战”后的欧美文学及文艺，“反战”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创作母题。其中尤以文学、流行歌的表现最为迅速和强烈。这其中，以文学中的“后期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和鲍勃·迪伦等人开启的民谣、摇滚乐的成就最为杰出。《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就带有这类创作明显的特色。我们再看下一首，也是鲍勃·迪伦名篇的《暴雨将至》（伊沙译文）里的歌词：
哦，你去了哪里，我的碧眼小子？/哦，你去了哪里，我亲爱的少年？/我跋涉而过十二道云山，/我蹒跚而过弯曲的公路，/我走进七座悲哀的森林，/我面对一打死亡的大海，/我深入墓地口中十万英里，/登陆，登陆，登陆，/强行登陆，/暴雨将至。
……
哦，你听见了什么，我的碧眼小子？/哦，你听见了什么，我亲爱的少年？/我听见雷声，它发出警告，/听见淹没世界的海浪的咆哮，/听见一百名双手飞火流星的鼓手，/听见一万声呢喃但却无人听见，/听见一个人正在饿死，我听见许多人哈哈大笑，/听见一位死于贫民窟的诗人的歌声，/听见陋巷深处小丑的哭声/登陆，登陆，登陆，/强行登陆，/暴雨将至。
哦，你遇见了谁，我的碧眼小子？/哦，你遇见了谁，我亲爱的少年？/我遇见死去的小马驹旁的一个小孩，/我遇见遛着一条黑狗的一个白人，/我遇见一位身体燃烧的少妇，/我遇见一位少女，她送我一道彩虹，/我遇见一位为爱所伤的男人，/我遇见另一位为恨所伤的男人，/登陆，登陆，登陆，强行登陆，/暴雨将至。
……
如果说《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还带有着反战文学的明显特征，作者在《暴雨将至》里所展示的视野，无疑更具备全球性，全人类的灾难与悲哀，我们的世界何以沦落至此？人类以何疗伤自处？鲍勃·迪伦在这里，显然已经比他诗歌上的导师兰波、维尔伦、狄兰·托马斯要走得更远。他甚至比他诗歌中的兄长金斯堡要更具拯救的情怀。据说金斯堡听到此歌，曾为之流下了泪水。而当年聂鲁达见到鲍勃的歌后，生发出要把它们译成西班牙文的想法。
正是具有这样胸襟的歌词，使得鲍勃·迪伦的影响在晚近这二十年来并未衰减。《暴雨将至》写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夜，但2009年底联合国哥本哈根气象大会依然将其选用作为了非官方主题曲。需要指出的是，鲍勃·迪伦的这些民谣之所以流传甚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缘于其词作深刻的想象力，而非那些动听却过于简单、有时甚至是过于雷同的吉他和弦。
荷马，萨福，鲍勃·迪伦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重看诺奖常任秘书萨拉·丹尼斯面对媒体的阐释：“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是一个伟大的曲作者，承载着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四十五年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风格，改变自己的形象。”“如果我们回首历史，就会发现2500年前的时候，荷马和萨福也写下本应配合音乐吟唱的诗作，我们现在依然在阅读欣赏荷马与萨福的著作，鲍勃·迪伦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妨说，对于75岁的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来得突然，却当之无愧。对于诺奖评委会来说，这次对美国文学和音乐“声东击西”式的青睐，既向世人重申了诺贝尔文学奖传统中的“大人文”和“广义文学”的内涵，也给了一些老年评委向自己的青春致意的机会，同时，暂时遮盖住了诺奖传统里对当代文学实验精神一向迟钝的惯性——虽然，只能遮盖一年。但，混过一年是一年呗。瑞典文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也依然还是知识分子嘛。
（责任编辑：王碧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