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在这个“老少边岛穷”的东南沿海欠发达地区，刚满35岁的习近平同志以深入调研起步，以建立“四下基层”制度开局，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穿石”精神，把工作重心放在改善宁德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下决心带领闽东百姓摆脱贫困。今天，党建网微平台和您一起重温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抓财政经济工作的故事，感受习近平同志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真挚情怀，以及功成不必在我的广阔胸襟。

　　采访对象：张学清，1945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5年4月任宁德行署副专员，1994年任行署党组副书记，1995年任行署常务副专员。1996年8月任福建省物价委党组书记、主任，2000年2月任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2005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12月退休。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1990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209亿，宁德只有2.3亿；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就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1988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的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交集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7月1日第3版 原标题为：《“习书记在宁德就提出以辩证思维看待财政经济问题 ”—— 习 近 平 在 宁 德 （十 八）》 本文有删节 采访组成员：沈凌、薛伟江、桑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