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酒、谢师酒、搬家酒、开业酒、满月酒、剃头酒、参军酒、祝寿酒……名目繁多又不断推陈出新的办酒摆宴，让不少人不堪重负，滥办酒席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异化为一些人变相敛财的幌子。

　　近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贵州省安顺市在从严治理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同时，将滥办酒席的整治范围向乡村延伸，逐步探索完善了党委政府引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村民自治、村规民约约束的工作机制，形成了组建酒席文明“四支队伍”、着力“五个明确”、突出“六个强化”的“456”工作法，走出了一条移风易俗的新路子。

　　规范引导：负担减轻了

　　“辛苦一年一万三，几顿酒席全赔干。”因为酒席多、饭菜贵、礼金高，安顺市普定县猫洞乡和谐村村干部支艳发现，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一年，回家过年还要贷款，甚至还有卖口粮吃酒、借高利贷吃酒的现象。

　　治理滥办酒席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亟须党委政府因势利导、规范引导。

　　安顺市普定县在2014年4月《安顺市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暂行规定》下发后，把规范酒席办理从国家公职人员扩展到普通群众，并以坪上镇、猫洞乡、龙场乡等5个乡镇为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群众办理酒席的工作机制。

　　猫洞乡和谐村率先经过村民代表会讨论通过，将规范办理酒席纳入《村规民约》，规定除婚丧嫁娶外，一律不准办其他酒席，且每次最多30桌，礼金最高100元，宴席为“四钵宴”，同时组建了酒席文明“四支队伍”——宣传队、互助队、纠风队、巡查队，提高了村民自觉抵制滥办酒席的思想认识。

　　经过3年整治，“酒席比过去减少了70%以上”。和谐村村支书郭成洪告诉记者，现在办一台酒席花费不到3000元，全村节约成本100万元；对村民而言，不仅酒席数量减少了，礼金还降了一半，每户每年平均减少“吃酒”支出5000元，全村减少300万元。

　　目前，规范酒席办理工作不仅在普定县的11个乡镇全面推行，而且在安顺全市范围内深化拓展，力争实现“刹住滥办酒席风，还你我他轻松”。

　　打破陋习：乡风变好了

　　“约客酒”？在调研中，记者光听名称实难理解这又是什么名目的酒席。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江龙镇武装部部长陈胜解释，这是主办者以家中有亲戚办酒席为由，邀请亲朋好友吃酒给自己随礼，而被邀请的人往往并不认识那位真正“办事”的人。

　　“滥办酒席还是滋生不文明现象的温床。”普定县县委宣传部整治滥办酒席办公室负责人姚赋认为，兄弟反目、打牌赌博、打架闹事、喝酒醉驾……这些不文明甚至犯法行为都寄生在这张温床上。

　　调研走访中，普定县坪上镇和平村“两违”监督员安廷凯也告诉记者，村里一度“赌风很盛”，就是因为酒席为村民聚众打牌提供了方便。作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2014年治理农村滥办酒席工作一开始，安廷凯就走村入户发放“宣传明白卡”，把酒席范围、宴请规格、办理流程、礼金标准、责任主体这“五个明确”告诉每一户村民，同时公布了处罚规定和监督举报电话。

　　从2014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坪上镇整治滥办酒席办公室共制止违规酒席22起。“我们接到举报后都是提前劝告，把办酒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和平村村委会主任安晶解释。

　　在镇宁县江龙镇江龙村文化广场，“倡导集体婚礼”的《村规民约》还张贴在醒目的位置，而婚嫁新办、丧事简办的新风俗已深入人心。

　　服务群众：干群和谐了

　　“过去有些村民为了干项目、吃低保、上合医，给村干部随重礼，酒席成了一些人送礼的载体，也成了基层干部腐败的催化剂。”镇宁县文明办副主任张化林告诉记者，滥办酒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群关系的和谐。

　　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安顺市采取了强化责任分解、强化村民自治、强化宣传引导、强化台账管理、强化典型曝光、强化督促检查这“六个强化”的方式治理滥办酒席。比如，镇宁县将治理滥办酒席纳入《治理消极怠政问题的实施意见》之中，马厂镇实行属地管理，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谁管理、谁治理”的要求。

　　陈胜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2016年8月，江龙镇水洞村一户村民在未申报的情况下，不顾身边人劝阻，坚持要办搬家酒。村干部在他家做思想工作时了解到，这户村民盖房子借了几万元钱，想通过办酒席收礼来还账。“到家里了解到村民的难处，村干部意识到我们的金融服务要跟上。”陈胜说。

　　作为与群众联系、为群众服务、对群众影响都最为直接的基层党组织，安顺市加强移风易俗的制度创新，建立了具有操作性的领导机制，形成了各级党委政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脱贫攻坚：生产发展了

　　“滥办酒席已经成了脱贫攻坚的拦路虎，非治不可。”姚赋告诉记者。“酒席越办越穷”已经成为当地干部群众的共识。

　　据普定县文明办估算，2016年该县滥办酒席次数比上年减少约两万次，按每台酒花费两万元来算，全县总体节约资金超过4亿元，加上节约时间用于生产的隐形效益，全县规范酒席办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超过6亿元，有效助推了脱贫攻坚。

　　在安顺，移风易俗推动生产发展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和谐村，民风乡风改善后，土地入股分红或土地流转得到村民支持，百香果、黑樱桃、桃树等得以大面积种植，其中桃树的种植面积已达6000余亩。现在，因为村里的软环境提升，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善，吸引来了外地老板的投资，一座包括桃花迷宫、低空航飞、热气球、攀岩等项目在内的3D旅游综合体正在规划中。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正是因为抓住了党员干部带头和群众参与自治这两条主线，安顺市整治滥办酒席的“456”工作法让“为了吃酒去喝西北风”的陈规陋习成为过去时，真正走出了移风易俗的新路，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路。（本报记者 柴如瑾 吕慎）

　　【短评】

　　近年来，农村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各种名目的酒席越来越多、人情消费越来越高，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让曾经淳朴的乡土民风变了味儿。

　　保持生活的仪式感，承续婚丧嫁娶的传统风俗不可或缺。然而，被礼金“绑架”的乡村，绝不是乡土社会的应有面貌。

　　如今，在日益膨胀的陋习面前，某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已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在民间自律与自为对此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公权力的及时介入和参与，采取合适的方式来移风易俗就十分必要。如何在公权力的边界范围内达到正风化俗的效果，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智慧。从贵州的实践经验来看，至少有两条经验可以参考：党员干部带头和群众参与自治。

　　党员干部带头，强调的是以引导示范代替行政管制。党风正则民风淳，党员干部讲究奢靡享乐，社会上也就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因此，移风易俗首先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民风。

　　“化俗不易，贵在因民。”公权力的手不能伸得过长，但群众自治的移风易俗乡规民约值得鼓励。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酗酒赌博、薄养厚葬等陋习，其负面效应最终还得群众自身买单。近年来，很多地方自发或在基层政府指导下自治规章制度，用村规民约去遏制歪风邪气，并探索成立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红娘协会等组织，协调监督落实，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风俗的形成是个缓慢的过程，移风易俗也不可能速干速成，急功近利短时可能奏效，长远必定反弹。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移风易俗也得寻求善治智慧，在长效机制建设上下功夫。（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