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一文，感受良多。文中记叙一位植物学家在深山发现一株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他如获至宝，挖出带回栽入花盆，放在案头。每日定时浇水、定量施肥，这宝贝却日渐枯死。这时他应邀出国，临行前忍痛把已茎枯叶黄的宝贝扔到院墙角落。三月后回来，一进院门，满院长满了原以为早已绝种的“宝贝植物”。此刻，这位专家顿时明白一个道理：这是大自然的伟力！

　　汉惠帝时，曹参接替萧和出任相国，既没有烧过“三把火”，也没有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惠帝见状就质问：“你做相国怎么无所事事。”曹参则回答：“陛下您与先帝高祖皇帝，我与前任萧相国能相比吗？”惠帝说：“不能。”曹参又说，“那我们就按部就班地执行他们颁布的法令吧”。其实，曹参就是认识到了因为经过秦末以来长期战乱之后，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百姓需要安居乐业。因此，他这套看似无为的作法正是上得天意，下顺民心，顺应了历史潮流，使大汉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史册称赞曹参的做法是“萧规曹随”，也叫“无为而治”。相反如果曹参另起炉灶，那么汉书就得改写，他能不能被载入史册，西汉的鼎盛时代还会不会出现？就成了一串串不解之谜。

　　其实，曹相国并不是无为而治的创始人。《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说的是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春秋时代，老子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他要求统治者不要轻举妄动，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无为是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不妄为，无为不是不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可见，自然是道的最高境界。

　　东汉桓帝时代，会稽太守刘宠离任时，治下五六位老人从深山里赶来，每人百钱给他送行。老人们说：“你到任前，官府派到村里征收钱粮的人，至夜不绝，经常搞得狗整夜狂吠。你到任以来，我们村里的狗再也不在晚上叫了，我们也见不到官府的人……”刘宠与老人们素不相识，更没有给老人直接关照，也没有给老人具体恩惠，而是用“简除烦苛”，来给治下的所有百姓以恩德，这种看起来好像“无为”的做法，因为它合乎道，就成了治理的最高境界。因为，他也是顺应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这就是“道”，只要抓住了这个大“道”，既不用苦思冥想琢磨为官之道，也不必绞尽脑汁思索治世之术，自然而然地达到“郡中大治”。

　　这个道理古今通义。著名记者范敬宜有一名篇，耐人寻味。该文记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夜宿某公社，发现从就寝到次日早晨，没有来过一次电话，也没有一个社员来报案、告状或要钱要粮。作者通过这一细小变化来反映，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过去，公社里热线电话通宵达旦，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上级通过电话下达最新指示，各村通过电话报告最新情况，群众要用电话要救济、报案情、讨说法……现在，农村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群众安居乐业，曾经是热线的公社电话受到冷落。公社的电话不响，不是我们各级没有工作，也不是我们的农村工作没开展，更不是群众对电话本身有意见，而是全党全国正在以新的更合理科学的方法进行工作，全党全国的农村工作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更新水平的新发展，人民群众已经过上了全新的幸福生活。从晚上公社电话铃不再响，让我们“听”出了中国农村工作进步的铿锵足音，“听”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最强音。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从那株“宝贝植物”，到历代前贤，再到现实生活，都是讲究道法自然。因为这是道的最高境界。我们做工作就得要埋头苦干，干事业也要默默无闻。不讲什么花架子，不用任何大动作，只要潜心遵循自然规律，工作一定能取得成绩，事业一定能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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