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心胜Ⅲ

　　作者：金一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7月

　　书号：ISBN 978-7-5354-9590-7　　

　　

　　内容简介

　　《心胜3》是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心胜”系列第三部。书中收入九篇深度长文，充分呈现作者近年来对国家命运、军队建设、安全筹划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对西路军征战的多维解读；对古田会议的重新认识；对大国关系的冷峻诠释；对统一大业的忧心谏言……横跨中西，纵论古今，解构历史事件，剖析未来趋势。“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无威慑无战略”“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常怀危机，方可避免危机”“只会微笑、不会瞪眼的国家，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观点，高屋建瓴，发人深省。

　　

　　作者简介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曾出版畅销图书《苦难辉煌》《心胜》《心胜2》《心胜3》等。

　　

　　目 录  　　

　　民族命运，在危难中奠基

　　胜利并非神赋与天赐/002

　　播种，但不参与收获的人/004

　　精神力量的来源：苦难与胜利/006

　　挺直长期弯曲的民族脊梁/009

　　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城乡两军，间隙终冰释/014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016

　　“分权”、“集权”，非意气之见/019

　　领袖集团，“斗争”中成熟/024

　　古田深意，锻造新军队/027

　　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为什么要渡河？ /038

　　为什么要“孤军深入”？/041

　　为什么没有东返？ /043

　　为什么损失惨重？ /047

　　悲壮牺牲，浴血为使命/061

　　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百年中国，何处不沧桑/068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070

　　国家制造战争，战争也制造国家/079

　　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086

　　强劲发展，倚重创新推进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090

　　创新，基于对本质的认识/093

　　支撑创新思维的主体—大脑/096

　　支撑创新思维的环境要素/099

　　抑制创新思维的枷锁/100

　　思想落后于实践，不是真正的创新/103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创新动力/107

　　在节制和约束中爆发能量/110

　　安全稳固，善对危机处理

　　善对危机，方可止戈为武/116

　　看清特点，力争化有为无/117

　　常怀危机，方能避免危机/122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126

　　危机处理的时机决定成本/129

　　事态控制是当务之急/135

　　强制敌手，营造安全范围

　　为了夺取优势，为了取得胜利/145

　　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151

　　无战将无威慑，无威慑无战略/153

　　统一大计, 国之永恒基业

　　社会规律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168

　　“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 /174

　　“人民”整体走向误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177

　　旧理论不再适用，则必须创造新理论/180

　　台湾的根本价值，涉及国家安全战略/182

　　有理无力，妄谈走遍天下

　　“国际生活的武力化”/189

　　“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192

　　新军事革命产生全新战争能量/197

　　有力量不使用，又有什么用？/199

　　伊拉克并非全无“胜算”/202

　　内因导致雪崩式垮台/205

　　仅剩一张嘴在抵抗/211

　　军官培养，是最为艰巨的战争准备/214

　　锻造一支真正枕戈待旦的军队/215　　

　　

　　部分章节 　　

　　百年中国，何处不沧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1.5万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1858?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2.5万人，长驱直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达到灾难的顶峰。8个国家总共来了1.8万余人，日军最多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58人、意大利军53人。10天之内攻陷北京。京冀一带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清军十五六万，兵力如此之众，却不堪一击。

　　中国当时的衰弱，就像破茅草房子，一脚就踹倒了，然后弄个梁柱支起来，再进来一脚又踹倒了。最终的结果是：《辛丑条约》赔款13个帝国主义国家4.5亿两白银，大清王朝最后轰然崩塌。

　　但是大清王朝崩塌了又怎么样，灾难结束了吗？没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要将基督教义中国化，天父天兄，上帝，耶稣，但洪秀全最终失败了。

　　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所以我们要学西方，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30年，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灰飞烟灭，全军覆没。

　　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出来搞“君主立宪”，他们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提出的“器不如人”太表浅了，中国不是“器不如人”，是“制不如人”。梁启超讲：“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所以要改制。于是，“戊戌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改制，但最终也失败了。

　　孙中山建立“共和”也是改制，但共和成果却被袁世凯篡夺，后来很多人把没有搞成共和都推到袁世凯身上，但这也不公平。袁世凯死于1916年，他死后12年，也实验了12年共和。结果北京九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届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最终昙花一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胡适、钱玄同、鲁迅、陈独秀、郭沫若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在他们看来，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康、梁、孙中山的“制不如人”，都不对。中国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彻底抛弃孔孟之道。当年的“五四运动”先驱们集体提出打倒孔家店，而今天的孔子学院却遍布全世界，前后居然形成这么大的反差，孔子并没有妨碍我们走进现代化。当年矛头还曾对准过汉字，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此要“罗马字母化”，废除汉字。

　　在今天看来，他们都是勇敢的探索者。今天我们分析他们，后人也会分析我们，一代一代探索不止，所以我们要对探索者充满敬仰，他们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顽强不息。

　　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提“中国梦”，但是，通过对北京到上海之间的新闻界、出版界、知识界做调查，发现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谈论“梦想”。

　　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说他“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的梦想是“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上海大学者施蛰存讲他的梦想是“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罗文干谈他的梦想是“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毅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他们的梦想加在一起就是四个字“民族救亡”。国家民族在危难的边缘，如何拯救？

　　大清王朝崩塌了，民国成立了，灾难却没有过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关东军1.9万，东北军19万，两天丢掉奉天（今沈阳），一个多星期丢掉辽宁，两个多月东三省沦陷，我们的兵力十倍于它，却轻易丢掉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8400人，宋哲元29军10万人，一个月华北沦陷。中国如此衰弱，一击即垮。

　　现在，国家对教科书做了修正，“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即从“九一八”开始，这才是中国人抗战的全部历史。

　　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能进入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主国家吗？如果能，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如果不能，我们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前途的。

　　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完成这个使命，你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就有最根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

　　近代中国一盘散沙。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广州三元里，只有个别人在抗击，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皇帝打败了，赔皇帝的钱，割皇帝的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我百姓无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竟然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进击，18000多人十天之内攻陷北京。为什么？今天看当年留下的图片，多少民众帮着八国联军推小车，又有多少人向八国联军通风报信。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那么多民众揣着手站在两边麻木地观看。民众帮着填平壕沟，帮着架梯子，帮着在墙头上瞭望。

　　孙中山曾经讲过一句话：“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严复，留学英国，日本伊藤博文的同学，他回来后翻译了大量西方图书，他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倶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中国的王朝更替就是姓氏的更替，刘姓的汉朝变成了李姓的唐朝、赵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爱新觉罗姓的清朝。“其兴也，此一家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与百姓无关。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是1948年在东京国际战犯法庭被判处绞刑的七个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8月，板垣征四郎在东北给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说：

　　“关东军心里不托底，我们就1万多人，东北军将近20万，我们搞得过吗？搞得过，没问题。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他们就是交税，交给满洲国也是交，交给日本人也是交，交给国民党也是交，无所谓的。只要能交税养家糊口，怎么都行。他们不是一个团体，他们是分散的个体。”

　　另外一位“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军最富战略头脑的人”，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用拔剑，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近代侵略者对中国的轻视，对民众及整个国家的轻视，令人心寒。

　　抗战期间，我们毫不否定正面战场的作用，但是一定不要忘记，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二战”各国都有伪军。德国进攻法国，法国有伪军；德国进攻苏联，乌克兰有伪军；但像中国这种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独此一份。当时的中国政治被演绎得如此丑陋，出现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党政精英。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今天不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所谓“近代散文第一家”，但是可以不讲品质，只讲才能吗？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字，周作人不签。“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不签不走可以，还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不到1%。日方已有底案，如果周作人坚持不受只有作罢，并不打算勉为其难，没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跟随汪精卫访日访满洲国，发表讲演，慰问日本伤兵。

　　周作人说：“我不干，他们派刺客来杀我。”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刺客，其实要杀周作人的是国民党军统戴笠，下命令的则是蒋介石，他命令清除汉奸文人周作人。

　　刺客半夜爬到周作人家里，周作人不知道，自己去开门，刺客当胸一枪。但刺客怕晚上刺杀声音太大，所以为了消音，枪的口径用得很小，子弹威力不强，正好打中周作人衣服的铜扣子，一下子弹开了。周作人应声倒地，却毫发未损，身上连轻伤都没有。他的佣人从里屋出来，刺客第二枪把佣人打死了。刺客误以为打死了周作人，连夜报告击毙了周作人。

　　周作人后来说：“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文天祥。”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仰天长叹“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中的全部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他们的民族担当。在最困难、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共产党人站出来了。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抵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有希望吗？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但他继续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杨靖宇一米八几，身高腿长。东北的隆冬，雪很深，日本人形容杨靖宇像个大鸵鸟，在雪地上一蹦一蹦几下就没影了。日本人个矮腿短，雪深没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最终将杨靖宇置于绝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个叛徒。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程斌知道杨靖宇必然藏身于某个深山老林的密营中。那些密营里有粮食，有柴火，使得杨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程斌带领“讨伐队”将密营全部捣毁，使杨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2月叛变，杨靖宇3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仓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廷喜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只剩单枪匹马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一句话惊天动地，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个中央委员投敌吗？有一个将官投敌吗？一个都没有！

　　当年的这批人面对黑暗的时代、黑暗的世界，踏上中国政治舞台。李大钊37岁英勇就义；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格局，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朱德30岁成为护国名将，反袁护法；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奠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聂耳22岁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徐怀洲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当军团长，22岁牺牲，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将领；邹容18岁发表《革命军》，20岁去世。邹容创作的《革命军》感动了中国近代舞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个是毛泽东，他看完《革命军》的感受就四个字：“夜不能寐”；第二个是蒋介石，他看完《革命军》的感受也是这四个字：“夜不能寐”。

　　那就是一个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丢性命的时代。这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舞台，一无资源，二无名望，三无地位。能救国救民凭什么？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但当年谁看好这个党？包括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在内，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共产党人绝对不是幸运儿。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建党的两位中坚人物：南面的陈独秀，北面的李大钊，却谁都没去。为什么？陈独秀在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当时正在筹款，他要盯住贷款人不能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正在组织八所高校成立“联合索薪委员会”，他因忙于追讨工资，也没时间到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近代上的伟大事件，中华民族的命运将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发起人却错过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1983年，国防大学一个党史教授采访了当年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刘仁静那时仅19岁，而1983年的他已经80多岁，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在世的。

　　当被问起参加中共“一大”的感受时，他非常实在地说了一句：“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他还说：“李大钊不去，北京小组空出了一个名额。但空出的这个名额也轮不到我，他们首先问了资深同志邓中夏，邓中夏不去，他要到南京去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然后又问了党内另外一个同志罗章龙，罗章龙也不去，他要开工人座谈会。”

　　当年大家手头的事都很忙：陈独秀要盯住贷款，李大钊要追讨工资，邓中夏要参加少年学会的会议，罗章龙要开工人座谈会。在他们看来，哪件事都比中共“一大”重要。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头上。”

　　刘仁静虽然后来被党开除，但却流芳百世，因为在任何时候介绍中共一大时，刘仁静都赫赫在目，而且位置居中。

　　从中共“一大”能看出中共的宿命，它是一个好运团体。但当年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在凄风苦雨中成立的党。别说外界，即使是党的发起人，也是走的走，散的散。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代表，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汉奸，抗战胜利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戴笠手下当特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

　　我曾设想，如果历史是可知的，如果他们当年就知道自己亲手创立的这个党，28年以后要夺取全国政权，他们还会不会这么做？如同打牌一样，知道了底牌会这么出牌吗？不会的。

　　当然，参加共产党是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们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香港、海外都安全，在那里藏28年，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回来，他们不都成了建党元勋吗？各种待遇都不会少。但是，谁能想到自己发起成立的这个党，以后会取得这么大的功绩？打个比方，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你以为一钱不值，转身把彩票撕了。但等到开奖那天，发现中了大奖。到纸篓去找时，却发现被自己撕得粉碎，连兑奖号都对不齐了。这个比喻虽然俗气却很易懂。

　　中共“一大”总计13名代表，除了出问题的还有多名牺牲的。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13个人中，从一而终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们在中共“一大”一直都是最不起眼的。毛泽东是书记员，开会时负责做记录。董必武，大家都认为他年龄大，但是他们走到了最后。而聪明的、才华横溢的、看起来前途无量的却都夭折了。这就是历史的淘汰，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站起来的。

　　今天，在某些海外的微博、微信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中共胜利靠的是投机取巧”“耍心眼搞阴谋诡计”。那请你也耍个心眼，胜利一次让我们看看。

　　仅仅从中共“一大”13个代表各自的归宿就能看出，共产党何其艰难！在它前面没有红地毯，没有夹道欢迎，没有鲜花鼓掌，有的是不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万水千山的阻隔，而中国共产党却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甚至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

　　“毛泽东居功至伟”。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党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功劳能超过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个人，可能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个军队，颠覆这个国家，不然你抹不掉他。”

　　毛泽东是党的上一位领导指定接班的吗？不是。他是共产国际看好的吗？也不是。恰恰相反，他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历经了14年，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位领导者？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苏俄革命的基本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被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搞山头的结果，也不是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的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1981年，我们党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其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

　　第二，群众路线。

　　第三，独立自主。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前仆后继，都在探索一条能让中国摆脱危亡，寻求复兴的道路。但这些变革者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力图依托少数精英来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所以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统治的精英层到文化界，都对民众充满了蔑视。鲁迅的《阿Q正传》和台湾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都将中国人落后、丑陋的国民性的一面分析得淋漓尽致，诸如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为了一己之利苟活于世。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可以在活命的前提下变得无足轻重。我们所谓的精英层、知识层，对民众就是如此轻视，而毛泽东则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从中国民众中发掘出极其强大潜力和动力的领导者。统治者对民众从来都只会极尽蔑视，认为民众是羔羊，民众是奴隶，民众是群氓。而毛泽东则认为他们是动力，他们是火山，他们是岩浆，他们是推动变革的力量。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完全不同的是蒋介石。

　　抗战开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宣言：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抗战。

　　但开完会，胡适就问蒋介石：“委员长，抗战我们能顶多长时间？”蒋介石说：“只能顶6个月。”蒋介石的依据是什么？国民党兵工署给蒋介石报告，称炮弹枪械加在一起只能支撑18个师打3个月。蒋介石硬着头皮说打6个月，仅此胆数和算计。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仅仅靠枪炮弹是不行的。”掷地有声，被广泛引用。毛泽东的另一句话说得更好，但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无组织状态。”点到了中国至弱之源。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近代，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把民众组织起来。而国民党的组织永远只限于城市，城市中永远只限于上层。共产党从基层开始，从村落开始，从社会单元开始，从家庭开始。

　　共产党的制胜之源是什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当时，有这样一句话：“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时，中国人才真正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梁启超讲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

　　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

　　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

　　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

　　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一定要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基础是民众的万众一心，而不是民众的一盘散沙。

　　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启发了封建官僚士大夫中少数精英的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层觉醒；1937年全民抗战使全民觉醒。那一刻我们才真正认识到，日本人到中国来不是仅仅和统治者打仗，而是来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这激起了全民奋起。

　　1949年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中国人第一次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繁荣的，既能解决民族救亡，也能解决民族复兴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不仅仅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1912年1月建立的中华民国，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中华民国问题在哪里？不可持续，不繁荣，不稳定，既不能解决民族救亡，也不能解决民族复兴，因此38年就衰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