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岳
1948年，阎又文与夫人丁宴秋在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很明白政治工作在抗日部队中作用的傅作义，请共产党帮助他建立政工队伍。于是，中共中央从延安派一百多人到傅部工作。1939年春，年轻的共产党人阎又文成为傅作义的私人秘书。
但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掀起的反共高潮，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身为秘密党员的阎又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了隐蔽战线上的一枚“闲棋冷子”。为了党旗下的誓言，阎又文默默地坚守着。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坚守竟要6年之久……
你叫阎又文吗
此时屋子里只剩下阎又文和“中年皮货商”两个人。刹那间，“中年皮货商”变了模样，就见他挺直腰杆，露出坚毅的目光，语气低沉但有力地说：“你叫阎又文吗？”
“让我进去吧！我要找弟弟！我要见阎长官！我妈眼都要哭瞎了，一定要找到弟弟呀！”
一个“中年皮货商”手里提着两包点心，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国民党第12战区长官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奋斗日报》社社长阎又文宅邸门前，带着哭腔、大声地向卫兵哀求着，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卫兵一点不为所动，就是不让进。
门外的吵吵声引起院子里一位扫地老太太的注意，她收住扫帚，侧耳听了听，然后扭动一双小脚走向门口。
“你这个浑小子，没听人家说吗，找他弟弟来了，为啥不让进？”一脸慈祥的老太太一边数落卫兵，一边拉起“中年皮货商”边走边说：“走，进来吧。又文正在吃饭，等会儿他吃完饭，我让他见你。”不一会儿，老太太领着“中年皮货商”来到客厅门口，冲屋里大声说：“又文呀！有位客人找你，娘给你领来了。”
“中年皮货商”谢过老太太，又转过头来，弓着身子，谦卑地对坐在椅子上的阎又文说：“阎长官，我叫张治公，前两天在长官部见过，您还记得吗？我就是想托您帮忙找找我弟弟。” 老太太一见俩人聊起了正事，就掩门退了出去。
此时屋子里只剩下阎又文和“中年皮货商”两个人。刹那间，“中年皮货商”变了模样，就见他挺直腰杆，露出坚毅的目光，语气低沉但有力地说：“你叫阎又文吗？”
阎又文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只是点点头。“你是山西荣河人？”“中年皮货商”继续问道。
阎又文边点头边说是。“中年皮货商”跨前一步，两眼盯着他的双目接着问道：“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警觉的阎又文不动声色地缓缓点点头。
短暂对视后，“中年皮货商”语调略显激动，单刀直入说:“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一听这话， 阎又文的内心泛起激动的波澜，但更多是疑虑：这个人到底是谁？是共产党联络员还是国民党特务？
“中年皮货商”似乎看出了阎又文的疑虑,于是解开皮外套，从贴身衣服领子里取出一封密信，递给阎又文。“这不是潘纪文的手迹吗？” 阎又文起身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中年皮货商”的手激动地说:“你来的太好了！多年来我就盼着这一天呐！”阎又文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过去。
“七七事变”后，刚刚大学毕业的阎又文决心投笔从戎，便带着9名同学西渡黄河来到西安，准备奔赴延安。然而，到西安后他们的盘缠用完了，困在了那里。就在这时，遇见了过去的同学樊长荣，他正在为傅作义的部队招募青年学生，然后经延安去晋西北的临县。阎又文决定随他们走，到达延安后，阎又文在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见到昔日的老师邢西萍（即徐冰）,邢建议他留在傅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1937年底，阎又文进入傅部的军政干校学习。短期培训后，被派往傅部主力部队35军任团政治部主任。
傅作义很明白政治工作在抗日部队中的作用，请共产党帮助他建立政工队伍。于是，中共中央从延安派一百多人到傅部工作，潘纪文担任中共特派员。1938年9月，潘纪文秘密发展阎又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阎又文成为傅作义的私人秘书兼第八战区“贯彻社”（相当于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阎又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了隐蔽战线上的一枚“闲棋冷子”。为了党旗下的誓言，阎又文默默地坚守着。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坚守竟要6年之久。
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投降，1945年8月19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交给王玉一项任务：到绥远傅作义部队寻找阎又文。于是才有了1946年春的这出“找弟弟”的“情景剧”。
王玉进一步向阎又文交代中央指示精神：“一是建立秘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二是了解傅部的实力和国民党战略动向；三是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这样，阎又文这枚“闲棋冷子”被激活了。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阎又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朋友看了公开电之后，不再登门；甚至有的党组织和领导，也对他产生了深深的误解。
1946年6月底，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大举进攻各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8月，晋绥、晋察冀军区解放军展开反击，发起大同战役。蒋介石看到大同岌岌可危，便软硬兼施让傅作义率部攻打内蒙古重镇集宁，企图“围魏救赵”，解大同之围。傅部夺取卓资山后，解放军打援失利。9月17日，傅部攻入集宁城，随即挥师指向大同。华北解放军杨成武部不得不撤围东去。
集宁之战傅部偶然取胜，但双方损失惨重。傅作义授意阎又文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向毛泽东、蒋介石和美国人以及全国表明他的主张和态度。
这下阎又文犯难了：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最后，决定由王玉向中央请示：写还是不写？周恩来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有了明确指示后，阎又文用生花之笔，挥就了这篇“檄文”。9月20日，傅部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下称《公开电》），文中用讥讽、嘲笑、揶揄的口吻写道:“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为：“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这篇“檄文”字里行间极尽挖苦之能事，激起解放军将士极大愤慨。总司令朱德拿着电台抄录的《公开电》，对西北野战军领导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封公开信的确起到了激发解放军将士斗志的作用。但是，阎又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朋友看了公开电之后，不再登门；甚至有的党组织和领导，也对他产生了深深的误解。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使他不能解释，只能默默地承受。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邓宝珊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2月22日晚，毛泽东去后沟招待所看望傅作义，见到阎又文时，边握手边笑着对阎又文说：“不愧是个秀才，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一语双关。但这双关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阎又文三人心里明白，傅作义、邓宝珊则一生都不知晓。
“白皮红心”的心腹秘书
不到11岁的大女儿见到抽空回家的父亲，哭着说：“妈妈病了，爸爸你别走了，我害怕！”阎又文爱抚着女儿的头说：“现在傅伯伯离不开我，爸爸必须回去，你要负起照顾妈妈的责任。”
1947年12月，傅作义就任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统帅60万人马，成了统治华北五省二市的封疆大吏，但他并不甘心被绑在蒋家战车上。此时的阎又文也身兼数职，除了继续担任傅作义的少将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是傅作义的心腹。
辽沈战役激战正酣时，1948年10月，蒋介石三次飞抵北平，企图挽救东北败局，密谋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李克农派王玉到北平联系阎又文，并布置紧急任务：搜集傅部战略情报，包括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等。要求王玉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回来。
一个星期后,阎又文就向王玉汇报了傅部详细作战部署，并透彻分析了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打算：傅作义不会为蒋家王朝卖命，但他认为解放军四野不会很快入关，所以打算固守（北）平（天）津塘（沽）。若战局不利，则退到绥远、后套一带。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前，傅作义得到消息，蒋可能要他撤到江南，但这违背他的意愿。出发前，傅作义阎又文商议对策：尽量说服蒋介石坚守华北，同时也做好回不来的准备。阎又文找来非常信任的部属王彦生，将一家老小托付给他。
果不其然，会上，蒋介石希望傅作义率部南撤，将委任他“东南军政长官”之职。于是，傅作义提出“固守平津塘作战”方案，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保江南是偏安；非到万不得已时，华北军队不能南撤。” 由于美国人考虑自身在华北的利益，主张不轻易放弃华北。最后，蒋介石只好答应加强装备，要傅作义坚守平津。于是，傅作义布下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500公里长的“一字长蛇阵”，自以为固若金汤。
根据阎又文提供的战略情报，中央决定“东野”提前结束休整，秘密入关。12月5日，“东野”“华野”正式发起平津战役。“华野”对傅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阻断其西逃绥远的退路；“东野”主力直接入平津之间，防止其南逃。12月13日，完成对北平的包围。这样，留给傅部只剩下求和一条路了。
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虽然决定罢战求和，但还是顾虑重重，深陷纠结与焦虑之中。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指示，阎又文耐心地向傅作义一一分析，摆明利害：南逃投蒋并非上策，我们不是他的嫡系，华北失守，蒋定不轻饶；如今华北被中共百万大军包围，西撤之路不通；若固守，北平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您将成千古罪人。只有“和”才是唯一出路。另外，阎又文还利用工作之便，安排傅作义的老师、“少将参议”刘后同，华北学院教授、傅的同乡好友、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等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第一次谈判，因为双方差距太大，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傅作义有些心灰意冷。关键时刻，阎又文十几天不回家，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的身边，继续做他的工作。并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甚至连他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华野”聂荣臻司令员后来感慨道，“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期间，阎又文的妻子丁宴秋生了重病，不到11岁的大女儿见到抽空回家的父亲，哭着说：“妈妈病了，爸爸你别走了，我害怕！”阎又文爱抚着女儿的头说：“现在傅伯伯离不开我，爸爸必须回去，你要负起照顾妈妈的责任。” 托付王彦生安排好妻子就医的事儿后，阎又文还是赶回设在中南海的“剿总”总部。
经过三次谈判, 1949年1月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阎又文参与了协议书的谈判和起草工作，并与苏静等解放军代表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22日，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最后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将军宣读《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及文告。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接管防务。“不战而屈人之兵”，完整保存了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绥远起义的功臣
阎又文一见张庆恩，就知道来者不善，一面向卫士大声嚷道：“张处长来了！你们快去报告总司令。”一面把张庆恩让到他的屋子里，同时加强了警备。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决定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也就是有意保留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并争取这部分军队，在相当一个时期后，把他们改编为解放军。绥远省当时是与热河、察哈尔、宁夏并称“塞北四省”省会在归绥，其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省主席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将军。
为了实现“绥远方式”，中央决定由贺龙负责组织解决绥远问题。3月23日，中共方面派出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友渔、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为代表，傅作义方面以王克俊、周北峰和阎又文为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并在北京饭店设立了联合办事处。就这样，“白皮红心”的阎又文又以“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作义代表的身份，投入绥远起义的谈判中。有意思的是，阎又文的老师张友渔、入党介绍人潘纪文是中共代表，而他一个秘密党员则是傅作义的代表。
太原、大同解放后，5月28日，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草案经毛主席审定后，6月8日，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签字仪式。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和傅作义先生出席仪式，双方代表分别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阎又文作为傅方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协议上签字。
但是，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破坏协议的落实。阎锡山一面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主官，企图明升暗降架空他；一面命令他率部西撤宁夏、甘肃，企图引起下级军官和士兵的逃跑减员。遭到董其武拒绝后，阎锡山停发了董部一切军政费用、补给。另外，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还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等大员到绥远，施展欺骗、拉拢、利诱、威胁等手段。于是，董其武向傅作义求援，希望他莅临绥远，确保起义的成功。
接到董其武电报后，傅作义把阎又文找来。阎又文分析道：“绥远局势危急，只有傅先生亲自去，才能化解危机，挽救起义。但是，绥远还属国民党统治区，去绥远就是回到了国统区，这非同小可，必须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7月14日，在阎又文起草的致毛主席长信中，傅作义阐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提出：“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
信发出两天后，7月16日下午1时，毛主席约傅作义和邓宝珊到中南海谈话，主动提出傅、邓亲自回趟绥远。傅作义决心亲赴绥远，早日促成起义。
绥远的局势越来越恶化。省保安司令部的处长将街上贴的大卷大卷反动标语送到先期入绥的王克俊办公桌上，城防部队打砸《奋斗日报》社。7月24日下午，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在归绥车站被警备部队258师一名连长杀害，联络处主要领导和132名工作人员26日撤往绥东回丰镇。
8月初的一天下午，阎又文陪傅作义到中南海丰泽园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对傅作义说：“宜生，你去解决，同邓宝珊先生去绥远走一趟。”又对返回北平的王克俊、阎又文说道：“你们也一同去，都去，去帮助，都有好处。” 8月20日，傅作义携带毛主席“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与邓宝珊、王克俊、阎又文等人，乘坐装甲列车出发了。到绥远后，傅作义接见军政要员，检阅部队，给官兵发放慰问金，送上毛主席的关怀。
逃到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对此非常恼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对傅作义“着速就地刺杀”。党通局特务头子张庆恩带人乘坐压道车，闯进美岱召傅作义住所。阎又文一见张庆恩，就知道来者不善，一面向卫士大声嚷道：“张处长来了！你们快去报告总司令。”一面把张庆恩让到他的屋子里，同时加强了警备。一切准备妥当后，阎又文才把张庆恩引到傅作义办公室。张庆恩一看没有下手的机会，就掏出几份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几份电报，转给了傅作义。阎又文见傅先生不愿和张庆恩再说什么，就催促他赶紧乘西去客车回包头。张庆恩涨红着脸，尴尬地告辞走出了院子。
经过董其武办公厅主任李忠孚和阎又文反复修改，9月16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发北平中南海丰泽园。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原文照发，只是让周恩来告诉傅作义和董其武，通电里要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写出来。
9月18日上午10时，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代表，以及邓宝珊部驻包头附近的第22军代表，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有人建议，九一八是国耻日，把起义日期推迟一天。9月19日，董其武等39人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发出通电，率部6万余人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 “绥远方式”胜利实现了。
（责任编辑：曾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