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立明
在可歌可泣的长征岁月里，有一段广为传播的“红军票”故事。
银行“大搬家”
1934年10月初，成立两年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接到突围的命令：十天内，整装待发，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被编成第十五大队，随中央纵队行动。这是一个肩负特别重任的长征大队。他们肩挑、马驮着整个国家银行在突围中前行，承载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金融命脉。
1935年1月初，十五大队跟随红军大部队进入遵义城。在遵义，部队获得短暂的休整。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党支部书记曹菊如向党中央请示并建议：立即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中央和各军团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林伯渠任中央没收委员会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
当时，遵义是贵州较为富庶的地区，也是军阀、官僚、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兼并大量的土地，垄断工商业，对百姓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根据这一情况，苏维埃国家银行首先决定对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家的米行、盐行、布庄等，进行查抄和没收。
除了对大军阀的资财进行拍卖外，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积极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田产财物进行清查没收，将不义之财大部分发给贫苦群众，少部分留作银行资金。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组织、发动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向红军募捐军饷、资金。比如，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佘伯容一次就向红军捐大洋100元。这些资金和物资，在特殊时期为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等工作的开展，作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发行“红军票”
随后，为了补给后勤，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1935年1月12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开业，以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时，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这种正式发行的货币俗称“红军票”，面值有一元银币券（1934年版）、五角银元辅币券（1933年版）、二角银币券（1934年版）、一角银币券（1932年版）、五分银币券（1932年版）。以上五种银币券均有毛泽民亲笔签名，用于防伪。
1月18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开始收回发行的“红军票”。苏维埃国家银行贴出布告，通知社会各界人士持纸币到指定地点兑换银元。部队撤离的前一天，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处，摆上银元及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交易中规定，以白区通用纸币2元或银币1.2元收兑苏区纸币1元，并以大量食盐平价供应，换取苏区纸币。用现洋兑回纸币或用商品把留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收回，减少了遵义群众的损失，这怎能不令人觉得欣慰？
2月下旬，红军再度进入遵义城。这次，遵义群众不仅不躲避，还主动前来慰劳。苏维埃国家银行利用原有的信誉开展营业，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红军票”。不过，部队在遵义只呆了两天便掉头北上，摆脱敌人重兵“围剿”，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边缘地带。
“红军票”值钱
苏维埃国家银行进驻遵义仅有十余天，此前当地群众对“红军票”也没有一点认知，只熟悉大洋、银元。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遵义老百姓就能接受“红军票”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和红军让老百姓觉得“红军票”值钱，“红军票”有信誉。“红军票”以布匹、银元及食盐为保证，同时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取信于民。当时，遵义的食盐紧缺，且均被官僚、军阀、地主和奸商垄断，价格很贵。这一生活必需品成为贵重的稀有商品，让很多贫苦百姓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现象特别普遍。
苏维埃国家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却又低价将食用盐卖给老百姓，且专收苏区货币。同时，把打土豪得来的物资，指定用苏币低价卖给穷人，并允许用苏币到苏维埃银行换取银元。资料记载：“每红军钞洋1元可买盐7斤，可买白金龙香烟4罐，价值远贱于平昔。”1斤盐在当地市场的价格为1块银元，而1元苏币可以买盐7斤，这使得“红军票”顺利流通且信用很高，甚至人人争着要。
为了不让群众吃亏，党和红军还坚决杜绝乱用现象，要求“不在没有兑换处的地方使用苏币”。1935年2月出版的《红星报》发表《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明确强调：“最近在我们的部队中，有些同志表现着不重视苏维埃国币，乱用苏维埃国币的现象，甚至有请运输员、请向导也用纸币的。这不仅是浪费，而且是脱离群众的现象。我们国币应该是有信用的，更是十足兑现的，但我们不一定每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假使不设兑换处的地方，也用纸币，必使群众受到损失，而发生对我们不满，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因此，为了争取群众，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必须反对浪费，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
“红军票”的发行、流通时间虽然较为短暂，但在中共领导的金融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同时也为今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编自《党员文摘》2017年3期）
（责任编辑：曾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