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钢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对党的巩固、发展、壮大、成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突出的是，任弼时对党性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几乎做到了完美无缺，是坚持党性原则的典范。

　　“对那些侮辱和曲解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任弼时认为，共产党员要掌握马列主义，要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的忠实和坚定，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同时，他还指出，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必须反对机会主义，向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对那些侮辱和曲解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年轻气盛的任弼时三次要求发言，都被陈独秀拒绝。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竟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讲了意见书的内容。

　　6月底，任弼时委托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提交共青团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任弼时在发言中批评陈独秀“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在国共合作的北伐中，党“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以致“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提出“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叫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政治成长有过启蒙作用，任弼时也非常尊重陈独秀，视其为师长，但这并没有影响任弼时对真理的坚持。任弼时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党员，为了坚持真理，不惜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顶撞总书记。

　　“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这掷地有声的话，正是对党性的最好诠释，绽放出党性的光芒。

　　任何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党性的标志之一。任弼时认为，在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纪律。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中央。他还认为，党的纪律既是自觉的，又有强制性。党内没有特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

　　沙家店战役胜利后，中央纵队的处境大为改善，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涨。但最棘手的问题却依然存在，那就是缺少粮食，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警卫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日夜兼程地行军，没日没夜地赶路，每天只有那么一点粮食，哪里够吃？何况大都是20上下的年轻小伙呢？为了维持生计，前线司令部下令杀马吃肉。

　　允许杀马充饥后，中央纵队的战士在战场附近拣回两匹受伤的骡马，并宰杀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后，部队又出发了，战士的干粮袋，增加了新的内容，鼓鼓囊囊起来。任弼时发现这种变化，马上找到手枪连连长高富有，问：

　　“你们手枪连有没有拣回马来？”

　　“有。都是没有人要的，本来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喂养吧，也没有饲草，没的办法，就杀了一匹。”

　　“吃了没有？”任弼时认真地追问着。

　　“吃了一些，还剩下一些。”高连长如实地回答着。

　　任弼时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切缴获要归公么，这是纪律。战场上的任何物品，任何东西，都不能变成个人的，也不能变成小单位的。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不过，平均起来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还是强多了。”

　　听到任弼时的批评，高连长感到很惭愧，同时受到巨大的震动：在党中央，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更应自觉和模范地遵守纪律，而不应该为个人和小集体捞好处。他与同志们一合计，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没有宰掉的受伤马和那些还没有吃掉的马肉一起送了回去。

　　这是转战陕北中粮食最为困难的时期，由于及时进行思想教育，机关人员与警卫战士再也没有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党克服自身问题，不断砥砺向前的有力武器，也是党性的标志之一。在这方面，任弼时堪称楷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也犯过错误，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失误。对此，他毫不隐讳，而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正如任弼时所言：“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一个改进工作的办法。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任弼时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他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五中全会临时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在土地问题上、军事问题上，都有“左”的错误；在肃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说：“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

　　必须承认，在党的干部中，进行批评，尤其是自我批评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当众进行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难能可贵。

　　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任弼时把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对每个党员的党性要求，认为：“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

　　在延安枣园期间，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中央机关、组织、外事、农委、妇委、青委等项工作，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每天几乎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然而不管怎么忙，他都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

　　盛夏的一天下午，任弼时走出办公窑洞，出枣园的大门向平川里走去，一路上只见满川的玉米晒黄了叶子，心里不免焦灼不安。正巧碰上几个农民在浇地，可是水流很小，半天也浇不了一块地。任弼时走上前去打招呼：

　　“老乡，在浇地啊？”

　　“天旱浇园子嘛，”老乡头也不抬地说。

　　“可是看这细水像猫尿一样，什么时候能浇一遍啊。”任弼时说。

　　“有水总比没水强。”

　　任弼时又问：“这水原来就这么小吗？”

　　老乡说：“不是的。这渠原来是地主修的，刚修好那年水很大，后来年久失修，到处渗漏，水就越来越小了。”

　　任弼时沉思一阵问：“那水源有问题么？”

　　“水源没问题，只要渠修好了，水是用不完的。”

　　任弼时果断地说：“那好，我马上动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帮你们修渠。”

　　“那太感谢你们了。”

　　“谢什么，都是自家人。”

　　回到枣园，任弼时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交任弼时负责。所有的机关干部全部出动，日夜奋战，没用一周时间，一条长6公里，4米宽的大渠就修成了，枣园周围1400亩的土地当年受益。水渠修好后，村民们引水浇地，干枯的庄稼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人们非常高兴，给这条渠取名为“幸福渠”。

　　强调“思想”在党性标准中的突出地位

　　194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随即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这个文件连同8月1日发布的、由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成为延安整风运动“有特别重要意义”（任弼时语）的学习文件。

　　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核心成员和毛泽东的亲密助手的任弼时，把宣传、阐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视为己任，投入满腔热情，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把《决定》的精神化为全党增强党性的具体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有20年的历史，但从建党起就致力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在全党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不少党员特别是广大基层党员，对于什么是党性有许多模糊的认识。有人认为“服从上级”就是党性强的全部表现，还有人认为只要“按时到会”“缴了党费”就是有了党性。针对上述情况，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重点阐述了中央为什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什么是党性以及怎样增强党性等问题。任弼时撰写的文章和所作的报告，回答了学员、教员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权威的解释。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任弼时与时俱进，在文章与报告中吸收与发挥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把“思想”摆在党性标准的首位，强调了“思想”在党性标准中的突出地位。他指出，过去我们把党性比较偏重于组织方面，这也是对的，但不大全面；去年5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中央政治局对思想领导方面，予以了特别注意，在中央政治局的业务里，规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组织几项，把思想放在第一位。关于党性的决定公布以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把主观主义提到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恰恰击中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要害，也是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客观需要。因为主观主义是王明搞独立主义的思想基础或前提；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则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前提，也是党性的其他三个方面内容的基础和前提。任弼时强调：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出之后，使我们对于党性的认识才展开了，党性不仅包括组织观念，而且包括思想、政治等，就是这个道理。

　　任弼时关于党性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全党深入理解《决定》，深刻认识加强党性教育的迫切性以及如何增强党性锻炼，都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