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风范 赤子情怀

——回忆我的父亲陈云心系人民的往事

□ 陈元（陈云长子，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云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他老人家的思念。每每回忆起与父亲有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从来都不曾感到与他分离过。他的目光、他的笑容、他的声音总在眼前闪现，他对我们的严格让人终生难忘。

　　做好人，读好书

　　“做好人，读好书”，这是父亲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对我们最朴实的要求和愿望，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却浸透了父亲对儿女们最深沉的爱。

　　从小到大，父亲都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教育我们要“做好人”，首先是要做好普通人，不能以高干子弟自居。他跟我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我大姐伟力开始上小学时，父亲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谈话：“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1968年，我妹妹伟华21岁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山区当老师。去的时候，父亲特意嘱咐她，到农村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伟华第一次远离家，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经常想家。有一次工作日期间，伟华也没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伟华，不但不高兴，还严肃批评了她，让她立即回去。晚上父亲又专门找伟华谈心，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伟华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伟华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了学校。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的一番苦心。父亲对我们在做人方面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了我们家的家风。母亲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

　　父亲一生酷爱学习，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特别紧。他常对我们说，我只有小学文化，所以希望你们多念点书，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父亲非常注重学哲学。他曾经说过：“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父亲下放江西“蹲点”期间，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给我们讲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而且带着我们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给我们讲。记得妹妹伟兰刚开始读一些马克思著作，感觉比较吃力，父亲就让她先停下来，先读《毛泽东选集》。

　　为了鼓励家里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父亲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每人先按照约定的书目、段落分头阅读，然后每周日上午六点半到九点半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母亲和当时在北京的几个家人都被吸收进这个学习小组，有些亲戚也加入其中。

　　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父亲出身贫苦，年仅4岁时就失去了双亲，小时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做店员，这些经历让父亲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激励他后来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工作中他也是时时处处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主抓财经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问题。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冬储大白菜。当时，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饭桌上的“当家菜”，炖、炒、熬、熘、凉拌、包饺子，大白菜都是绝对的主角。父亲说，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样东西过冬，卖得太贵他们会买不起，没菜吃不行啊！他还让秘书告诉管理部门，大白菜的储存、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到了1982年，已经77岁的父亲还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务必组织好大白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避免冬季出现烂菜问题。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周末带着我们在公园散步。他说不光要看风景，还要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到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心里就感到高兴。可是有段时间，父亲突然不去了，我们都感觉很奇怪。一天，父亲正在听广播，我问他为什么最近不去公园了，父亲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而后关掉收音机，神色凝重地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怕见了群众不好说。”

　　父亲主持财经工作期间有一个习惯，就是逛市场，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他也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我们住的北长街有个杂货铺他也去看过。他说，别看这家小店只有5平方米，老百姓却离不开它，小孩的铅笔、笔记本、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父亲进到店里时，就坐在那儿看着老板怎么忙活生意。有个戴瓜皮帽的人总是拿着个水烟袋坐在后头抽，他说这个人是在思考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经常引用这个例子，说我们需要这种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能够站在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

　　父亲还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科协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一封信，一位来自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亲看了以后，觉得这个问题很严峻，就开始着手调查研究，还从曾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伟力那儿了解情况。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就把房间填得满满当当，几十块钱的工资也是多年不变。那时，父亲又恰好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反映的也是这类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父亲致信中央常委：“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父亲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信中的意见也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采纳。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父亲的一生，遭遇过许多波折。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他从不气馁，也从没有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正如他在延安时期所说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能够坚持真理和坚定信念，做到“五不怕”：不怕孤立、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公职、不怕杀头。

　　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悄然来临。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并准备把自己的意见向上反映。有同志提醒他这样做会有风险，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后来父亲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还因此受到了冷落和批判，职位也被架空。但父亲表现得很冷静，从不找人诉苦，也从不发牢骚。

　　后来在“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严重冲击，处境变得更加艰难。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抄家。当时只有伟华独自在家，造反派没抓到父亲，就把伟华揪住审了一通，随后在家里的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打倒陈云”的大标语。气极了的伟华冲他们大声喊：“我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知道来龙去脉后，父亲哈哈大笑说：“没关系，如果造反派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我们感觉，父亲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

　　父亲向来谦逊低调，“不居功，不自恃”，是他老人家为人处世的准则。他从不主张宣传自己，父亲生前，有关他的书籍少之又少，甚至报刊上的报道也很少。比如大家都认为他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可凡是有人描写这段历史，父亲都把关于自己的部分全部勾掉。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同志并列，不仅把给他定的一级工资标准改为二级，还坚持将苏联政府赠送给他的汽车退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活跃之下人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党内少数干部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父亲对不良社会风气非常反感，那段时间，他明显流露出对经济犯罪的担忧。有一天，父亲正在看《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对文中批评的不请吃饭办不成事，“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现象非常痛心，并用红笔画了出来，还叫伟兰过去看一看，说这么搞下去绝对不行！1980年11月，父亲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下定决心当“铁纪委”，要狠抓整顿党风，严打经济犯罪。

　　父亲对反腐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最怕的就是党脱离群众，最怕的是群众的不信任。在他看来，离开了群众的信任，那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觉得，共产党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他提出抓党风、抓反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

　　反腐败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确实有领导同志遭到了腐败分子的报复。父亲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危险。他特意让秘书提醒我们，现在全国严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你们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后头有没有人开车撞你们，或者拿刀子捅你们。我们感觉到，父亲当时心里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但他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制止恶性经济犯罪行为的蔓延，得罪多少人也在所不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的!”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那股凛然之气依然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无私方能无畏，为了党的事业，父亲豁出去了。

　　为人民用权，过百姓生活

　　父亲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从不轻易使用手中权力，更不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父亲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陈云全家合影

　　1962年，为了回笼货币，市场上开始销售一些高级点心、糖果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母亲给他买了一床高价毛巾被，买了后还挺高兴的。可等到第二天报纸就登消息说，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高价产品就此取消，所有产品降为平价产品。我母亲就有点抱怨父亲，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害她花了冤枉钱。可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的确，父亲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向家人透露。

　　父亲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自己却两袖清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反复跟我们强调要公私分明。1959年，母亲陪父亲去杭州休养，父亲嘱咐母亲这期间不能拿工资。于是母亲回到北京后，将自己2200多元的工资如数退还给了单位。1971年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他又对伟力说，“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你来的这段时间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当伟力1972年回到物理所时，也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退还给了单位。

　　父亲在使用权力方面不搞特殊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坚决反对搞特殊化。自1949年进京，我们一家人在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处老宅子里住了整整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提出翻修一下，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父亲办公室的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提出把老房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父亲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后来就在他办公室用钢管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那个钢框框里，在那个钢架子底下见了好多中央领导同志。之后我们搬进中南海，父亲一看房子那么大，就跟母亲说，咱们还是回北长街住那个小房子吧，唠叨了半年时间。后来大家都劝他，还是这边比较安全，他才同意。

　　父亲外出检查工作，每次都专门对各地领导提出要求：不收礼，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郑州参加会议后，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的那节车厢里送了几只鸡。火车到下一站停车加煤加水时，他就让省里领导把那鸡收回。为了这个事情，他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

陈云和长子陈元在一起

　　父亲平时生活异常俭朴。他的外衣一般都比较整洁，但毛裤、毛衣、秋衣都是补丁摞补丁。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足足穿了34年，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建议给他换条新毛裤，他都没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他的一件麂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也穿了几十年。他的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9月从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一直用到去世，用了整整60年。一年夏天，弟弟陈方跟父亲坐在一起聊天。天气热得很，汗流浃背的父亲让陈方拿一件换的背心来。陈方把父亲换下的旧背心拿到椅背上晾，发现背心已经破了两个洞了。弟弟说，“爸爸，要不我给您买一件新背心去吧”。父亲摇摇头说，“这个能凑合穿就凑合穿，背心穿在里面也看不出来，不用换新的，最多补补就行了”。

　　我们做子女的，受父亲的熏陶，崇尚朴实，不去追求奢侈，更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在这方面父亲平常对我们多是言传身教，没有什么更多的说教，却让我们看到了艰苦朴素的真正含义。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为世人留下一部回忆录，但他的思想精神、品格风范，却是令我们受用终身的宝贵财富。父亲在我们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值得我们景仰一辈子、学习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