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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