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先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接触，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与邓小平同志面对面的接触，仅有一次，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一天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大会，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明天下午3点，仍在这里继续开会。

　　当时，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他从江西返京后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知是何原因，会议结束时的口头通知他未听清楚，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未能到场。

　　会议开始前，会务组的同志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向有关负责同志报告说，人都到齐了。会议刚刚开始，一向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周总理眼光一扫，发现主席台上有人缺席，再仔细看，缺席者正是小平同志。只见周总理眉头紧锁，看上去很着急。他向会务组的负责同志询问情况，有关同志急忙作了解释。周总理听后很不满意，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你们工作不细致，要认真检查，接受教训，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问题。”

　　散会后，会务组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上到下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实在不应该，大家都感到很内疚。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谁在公开场合“亮相”了，谁还未“出来”，都很关注。那个时候，在公开的、重要的场合露面，几乎成了判断某个党政领导干部是被“解放”还是被“打倒”的标志。尤其是小平同志，他从江西回来，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正在大家为小平同志复出而高兴时，如果突然他又在应该出席的场合消失了，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误解与不安。正如当时有关负责同志说的，小平同志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人物，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不上主席台，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小平同志未能出席大会，未上主席台，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周总理正是基于此，严厉批评，严格要求我们会务人员，一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各方面工作，避免再次发生类似失误。当天晚上，周总理出于对小平同志的尊重，亲自打电话要求会务组有关领导写出书面检讨，向小平同志表示道歉。检讨书写好后，会务组领导决定由我负责送交小平同志。

　　第二天，大会分组讨论。国务院系统的代表分为两个小组，会场安排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和武成殿。我提前来到小平同志所在小组的武成殿，远远看见小平同志走进大门，坐在东排的沙发上，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文件。趁讨论尚未开始，我急忙走到小平同志座位前，俯下身小声说：“小平同志，我给您送检讨书。”小平同志吸了一口烟，微微抬起头，疑惑地问我：“送什么检讨书?”我说：“昨天下午开大会，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忘了通知您，总理批评了，并要我们向您作出检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小平同志发话，谁知小平同志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小事一桩，检讨什么?”检讨书他既没有接，更没有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迅速将目光又移到手中的文件上。面对此情此景，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会议快要开始了，我就把检讨书放在他身边的茶桌上立即离开了。散会后我发现，小平同志已经走了，可是那份检讨书还放在那里动也没动。我只好把它拿回来，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会务组的其他同志听了我送检讨书的经过后，都为小平同志那种宽厚待人、关爱下属的博大情怀所感动，赞叹不绝。

　　我作为工作人员，曾参加过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不少会议。据我所知，开大会时，有些注意事项须让会议代表提前知道，对重要领导同志和一些年龄大的老同志，除会议上口头通知外，会后会务组还要用电话分头通知，让他们办公室或身边的同志知道，一是确保下次会议能按时出席，二是万一领导因特殊情况如突然生病或其他原因难以出席时，能够提前得到信息，以便会前调整座位，避免主席台上出现缺席。那次会议，确是由于我们会务人员一时疏忽造成了小平同志缺席。因此，对于周总理的批评，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及时，这是周总理对我们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此事已过去30多年，对那次失误的教训，我的感受极为深刻，以至多少年后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责任编辑：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