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沙特：红军对信仰的执著前所未闻

　　鲁道夫·勃沙特出生于瑞士，25 岁时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华传教，因仰慕中国文化，自名薄己，字复礼，取“克己复礼”之意。

　　1934 年 10 月，时任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等一行数人，在贵州旧州偶遇转战中的红六军团，被作为“间谍”扣留。

　　此后，红军在艰苦的转战之中，各方联络不畅，加上各种阻挠，致使勃沙特在红军队伍中滞留长达18 个月之久。他辗转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 5 省，行程万余里，在外宿营达 300 多处，直到1936 年4月才在云南昆明近郊被释放。

　　勃沙特后来这样回忆最初对红军队伍的印象：“这些人都佩戴着相同的帽子和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混乱，简直一人一个样。”

　　尽管前进的征途十分艰辛，经常还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被迫”长征的勃沙特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勃沙特在其著作《神灵之手》中记载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和感受：“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没有休息日和星期日地行军。后来我们开始连续地夜行军，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一天晚上，我们靠近一个小村庄宿营，可这里没有粮食，每人只分得一点白水煮土豆。两小时后，又传令继续前进”，“连续走了27天后，红军得到了一次休息”。

　　这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却生动地再现了漫漫长征路是何其艰难。

　　不久之后的一件事，给红军和勃沙特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红军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一张近1平方米的贵州地图，但标识的是外语，红六军团17师师长萧克派人把勃沙特请来帮忙。勃沙特认出是一张法文地图，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两人连夜合作翻译。勃沙特讲，萧克记录，把地图上的重要内容都注上中文。对勃沙特的这次帮助，萧克一直念念不忘。

　　1936 年 4 月的一天，萧克告诉勃沙特：“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释放你。”萧克特意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并亲自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令勃沙特十分感动。

　　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后，勃沙特到了昆明，仅用3个月时间，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写出了回忆录《神灵之手》。《神灵之手》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献，勃沙特则被称为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在谈到勃沙特和他的长征记述时，萧克写过这样的话：“薄复礼（勃沙特）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斯诺：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

　　1928年6月，环球游历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为“寻找东方的魅力”来到上海，原本他只打算在华作短暂停留，结果一留就是13年。

　　1936年6月3日，在地下党周密安排下，怀揣宋庆龄介绍信的斯诺冲破险阻，抵达了中共中央驻地——陕西保安（今志丹县）。在4个月的陕北苏区旅行采访中，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还和参加长征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有过接触。

　　特别是在逗留保安期间，毛泽东在窑洞里由翻译陪同，与斯诺畅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毛泽东向这位“可信赖的外国人”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耐心解释了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还亲笔写下诗作《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

　　通过实地采访，斯诺发现国民党有关苏区和红军的宣传报道，完全掩盖了事实真相，是在对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1936年10月下旬，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采访笔记和一堆胶卷，还有好几磅重的中共杂志、报纸、文件回到了北平，决心把这些日子的所听、所见、所写“做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该书在两个月内再版4 次，发行量达十几万册。因内容源自西方记者对红军长征和毛泽东的首次专访，读者需求旺盛，截至当年12月，该书已追加印刷5次。

　　同样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大西洋彼岸刚上市，就立即登上了美国“非小说读物”畅销书的榜首。不久，这部著作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后，曾3次约见斯诺，向他了解中共的情况。

　　长征在《西行漫记》中虽然只占了1章约 1.8 万字的篇幅，但它同毛泽东的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一样，是全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大渡河英雄》等更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

　　在这一章中，斯诺几乎完整地写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全部过程，既用大笔触勾画了长征的历史图景，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长征的艰险与红军战士的坚韧、勇敢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斯诺曾这样描述道：“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斯诺感慨：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他认为：“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6天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而按照斯诺的遗嘱，他的骨灰一半送回美国，一半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安放仪式，碑前呈献着毛泽东送来的花圈，缎带上写有一行字：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

　　索尔兹伯里：长征是中国革命的熔炉

　　斯诺离开陕北时，长征还没有结束，因此，他在《西行漫记》中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50 年后，斯诺的这一未竟事业和美好愿望由他的一位同胞和朋友实现了。斯诺的这位同胞，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部继《西行漫记》之后西方人写作的又一经典长征叙事，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1972 年，索尔兹伯里向周恩来请求，批准自己来华重走长征路，并采访健在的长征干部，把这部历史写出来。1983 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了索尔兹伯里的请求，他“长征路上写长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

　　1984年3月，已经76岁高龄的索尔兹伯里飞抵北京。在北京，索尔兹伯里联系和采访了许多亲历长征的健在者，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将领，下至当年的红军战士以及知情的普通百姓，均在采访之列。同时，他在好友谢伟思的协助下，走访了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档案管理人员，认真查阅了长征的有关档案文献资料。

　　在美国亲友和中国专家及翻译人员的陪同下，索尔兹伯里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艰难旅程。索尔兹伯里一行选择按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并酌情寻访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历时74天，途经七八个省份，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行程1万余里。索尔兹伯里考察体验了长征路上的复杂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通过与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的交谈访察历史和现状，了解风俗民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趣事，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交点上，深切感受长征的艰难困苦和伟大意义。

　　“长征”归来，索尔兹伯里转入了深入研究和紧张写作之中。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等作了大量报道。该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索尔兹伯里曾说：“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他总结说：“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

　　1993年，索尔兹伯里因心脏病复发去世。根据他的遗嘱，他在踏访长征路上随身携带的心脏起搏器送给中国，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斯人已逝，佳作流传。

　　1986年3月，索尔兹伯里曾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写过一篇序言，在这篇自序的最后，他借斯诺说过的话表达了对长征及长征精神的理解：“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责任编辑：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