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水太急！”当“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到达四川石棉县安顺场乡的大渡河畔时，一名来自成都的游泳爱好者试图下水，见到河中遍布的漩涡，脸色大变，一声叹息。

　　这里就是“鹅毛投水见底沉”的大渡河畔的安顺场，位于大渡河大拐弯处西处的20公里处。

　　历史曾在这里交汇：1863年率军至此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1935年长征途中的红军，时隔72年，两支军队面对同一条大河时，却有着相反的命运结局。

　　安顺场景区入口处，老一辈革命家陆定一题写的“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恰好说明了两支军队在此的结局。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安顺场所在的石棉县，北上即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往西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南边是云南、西藏，是内地通往民族地区的重要通道和过渡地带，素有“民族走廊”之称。

　　1863年，石达开在清军的追击下率军在此渡河，却因河水暴涨被阻于安顺场近一个月。清军追来，战局急转直下，32岁的石达开天真地找到清军谈判，结局却是被生擒。

　　72年后又是一个五月，当红军抵达安顺场前，此前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的先例，成为国民党大肆宣传的最大噱头，他们认为红军会像太平军一样在安顺场全军覆灭。

　　在红军当年的渡口处，矗立着一块大石，刻有“红军渡”三个大字，题字的正是当时指挥渡河战役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

　　眼前的大渡河虽然水流湍急，可河面并不宽阔，目测只有100多米，对岸便是巍峨高山，绝壁千仞。

　　“这里就是红军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渡口。”住在安顺场渡口边的安顺彝族乡居民刘元生告诉我们，当年红军在此处渡河，却是在下游500米外的江东岸上岸，可见水流之急。

　　一条“不可能”泅渡的大河

　　“近些年，上游修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座水电站，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段的水量锐减，河面不及原先的三分之一，遇到枯水季节，部分河床还会裸露。”刘元生告诉我们。

　　此外，他还透露了一个细节：每逢夏天，几乎每天都会有号称游泳健将的外地人，眼见大渡河河面不宽，便试图横渡，以证明自己征服“天险”的能力。可绝大部分人刚一下水，就在湍急的水流中惊慌失措地上岸，只字不提下水前的豪言壮语。

　　大渡河水流有多湍急，与众不同的渡船构造就能说明，在安顺场渡口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中，我们见到了当年红军渡江使用的渡船，这种当地特有的渡船：船头弯曲高高翘起，颇似昂起的头颅。

　　纪念馆解说员说，这种奇特的渡船构造，代表着当地人历经多年对大渡河脾气进行充分了解后总结出的经验，一是为了让船只避开浪花，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中畅行无阻，二是为了在没有缓坡的对岸险山做个靠岸的桥梁。设计出这样的外形。

　　1935年的大渡河畔，红军占领安顺场渡口后，只寻得一艘这样的小船，如果靠它将全军渡过大渡河，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迟到”的国民党军薛岳部的追兵行军速度很快，已经到达距离石棉县不远处的德昌县，情况危急。

　　此时的红军，如果再不调整战略，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周士第绘地图抄小路击退敌人

　　安顺场畔石达开的悲剧当然没有重演，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安排了两条渡河线路：

　　一部分由红一军团一师、军委干部团，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沿着大渡河东岸北上；另一路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小路沿江而上夺取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上午，红一团一营的十八名勇士，乘坐一艘小船，冒着隆隆的炮火，冲向对岸，歼灭了大渡河北岸的敌人，随后红一师与干部团乘坐后来找到的两艘小船，继续渡江。

　　两支军队就这样沿着大渡河两岸，继续向北进发。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军队中，就有周士第率领的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的战士们。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周士第将军》一书中，曾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渡过大渡河后，周士第率部在附近山上停留时，与一位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他知道老人是一位草药郎中，上山采药时非常熟悉两岸的山路。根据老人的讲述，周士第回访后绘制了一张草图。

　　红军胜利渡河后，遭到敌人的阻拦，无法继续前进。此时，周士第向负责掩护中央机关的干部团请战，带领指挥科全体同志，按照老人告诉他的一条难以攀登的山间小路，穿插到敌人侧翼，将阻敌击退，保证了红军的继续前进，干部团也因此得到了上级嘉奖。

　　1950年，成都解放后，周士第在成都北校场向身边工作的参谋们提起此事，感慨万千，可惜因为由于年代久远，他忘记了这位老人的名字。

（责任编辑：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