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李安宅，曾于抗日战争后期写下一篇题为“论语言的通货膨胀”的文章。他认为，货币是交换财富的手段，语言是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如同货币与其背后真实财富不匹配而生的通货膨胀，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思想、情感的不匹配，就是语言的通胀。

　　在其专业领域，李安宅享有世界声誉，著此一文，意在回答相对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我国的社会科学为何落伍如许。除了历史文化的因素之外，诸如对联文化，起承转合、音韵平仄、八股等限人极深的汉语格局等，最重要的是缺乏“实际事物的体验”，因而导致“劣币”语言对“良币”语言的驱逐。

　　李安宅将语言的功能等同于货币，实是一大创造。货币最重要的职能是交易媒介，最好是作为一层经济的面纱，不对经济产生额外的扰动，所谓货币的（短期或长期）中性理论要义即在于此。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通货膨胀乃至超级通货膨胀，无不是轻视货币的交易职能，而过分强调其价值储藏功能所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而通货膨胀对经济要素配置的扭曲，对大众财富的掠夺，皆有理论和实际的确凿证据，不容置疑。其危害甚至可以使政府垮台社会失序，比如国民党政府最后在大陆的溃败，因超级通胀而来的币制崩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提在其杰作《群众与权力》中有一句极其耐人寻味的话语：“通货膨胀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群众事件。”卡内提甚至认为，除了革命和战争，没有任何其他事件的影响范围可以与通货膨胀相比。作者之所以说通胀是一种群众事件，源于作为负有某种公共责任的个体在通货膨胀发生时产生的对个人价值的贬值和货币价值的贬值之严重恐惧。这种产生于双重贬值面前的恐惧需要转移到一个特定的对象（如某一群体），转化为某种可以自我消化的情绪（如愤怒的发泄）。此时，就出现了卡内提所说的群众事件。

　　语言的通货膨胀，其实质是相对于所体现的思想，有过度包装之嫌。在某种程度上，语言之于思想，亦应与货币之于商品之面纱作用相埒，清明澄澈，不虚美不掩恶。之所以出现语言的通货膨胀，主要是作者并没有多么高深的思想，只依仗诸如六朝骈体式语言来博眼球，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讽刺的“中药铺”一样，言之无物、无的放矢，甚至装腔作势到处害人。此风不可长，语言的通胀，其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侵蚀乃至主流思想和价值的“重塑”、消解，难道不是另具特点的群众事件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党八股其实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文风上的体现，改进文风首先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宣传思想工作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还要有“实际事物的体验”，真正做到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从人民群众中感悟最新鲜的时代气息，汲取最新鲜的养料。在此基础之上，语言和文风才能够更加充实生动，也才能够用群众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有深度的思想不需要华丽的外衣来装饰，简洁明快的语言会让思想更具穿透力，言约所以旨远。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全面理解深刻把握，空话套话官僚腔是最大忌讳，这就要求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者要用直抵人心的语言来阐释，如此方可入脑入心。

　　［杨英杰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