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曹刚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正处于关键期，全国人民要同心同德、共克时艰，其中的关键便是形成道德共识。没有道德共识，就没有凝聚力，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我们有必要对疫情防控中的一些重要的道德问题予以澄清，并提出和倡导七个道德主张，期待有助于形成社会道德共识。
一
“封城”：限制自由，合理吗？
自从武汉“封城”以来，我们听到了很多‘封’字，封社区、封村庄、封路。“封”的实质是限制自由。在重大突发性的社会危机时期，因为涉及到生死攸关的公共利益，这种限制更为严苛。一方面是政府的集权。集中权力是为了及时预知风险，是为了有效率地收集信息，是为了准确地判断情势，是为了在复杂的情形下做出决断，是为了排除各种干扰贯彻其意志，是为了能够在没人站出来的时候，站出来承当责任。第一批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的省市，被称为“硬核”，就是对这种担当的肯定，而武汉市领导的自责和愧疚也来自于此。
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责任。这种情况下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讲求责任而不是索要权利，是这个时期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总之，在非常时期，行政是要集权的，权利是要克减的，自由是要限制的。当然，对自由的限制不能没有限制。
封城是必须的，但也要要遵守三个原则：
一是法治原则。擅自采取设卡、堵截、堵路、断路的措施，都是违法行为。
二是适度原则。限制要与疫情的轻重相适应，要尽量平衡社会的多元价值，要尽量降低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三是人道原则。封城或割离不能封闭爱心，不能割离亲情，不能再让因为父亲被隔离，而造成患有脑瘫的儿子去世的悲剧重演。
二
“封号删帖”为啥让你心塞？
也许你只是转了一个微信，但你可能就成了谣言的传播者而要承担连带责任；
也许你转这个微信时，没有存心要造成什么不好的结果，但坏结果一旦发生，你同样要承担无过错责任；
也许你转发的微信还没有造成坏的结果，只是预期在未来有坏结果产生，你仍有可能负责，这叫前瞻性责任，
这是因为一旦坏结果发生了，可能是毁灭性的，不可挽回的。这就是在网络世界里和社会危机情形下的道德要求，这是一种责任伦理，在责任伦理的双重视域下，“封号删帖”是正当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约束“封号删帖”背后的权力任性。
要做的是要把封号删帖的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要有两根支柱：
一是给老百姓以知情权。民众必须看到经过证实的、准确可靠的信息。
二是保障人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因为只有保障人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公共决策才能表达共同意志，公共权力才能受到制约。
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发布一篇对疫情中谣言治理的文章，谈到武汉公安机关处罚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事件时，认为执法机关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就是对表达意见自由的肯定和保护。
三
“发国难财”错在哪里？
“发国难财”是不道德的，本是明明白白的事，但一池清水却被某些经济学家搅浑了。薛兆丰认为：“大家都批评发国难财的行为，但你想想，国难是那个发财的人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个发财的人造成的话，那么“发国难财”其实是帮了别人，是给别人多了一个选择而已。”套用这套说辞，若是阻止了“高价卖口罩”，最终受害的，还是那些急需口罩的人。这个推论背后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
资本逻辑就是钱滚钱，利生利的增殖逻辑，是冲决一切边界和禁忌的扩张逻辑，是为争夺有限资源而斗得你死我活的竞争逻辑，是消解一切美好事物的解构逻辑，是把一切都贴上价格标签的通约逻辑。只有这样的逻辑，才会推导出发国难财是合理的结论，而要把如此的逻辑贯彻到底，自然会带来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失序。
我们必须用道德的逻辑来对付资本的逻辑，把它限制在有限的经济领域里。道德源于生活，为了生活，道德的逻辑是生活的逻辑，所以要大于、优于、先于资本的逻辑，并反过来反思、批判和引导资本的运作有利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发国难财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的人设是经济人，徘徊在物欲的满足层面而忘了人的超越性追求；因为它只讲钱，把工具性价值看得比内在价值更重要，因而必然损害组成美好生活的其他美好事物，如，生命、友谊、自由、爱情、信仰，等等。更重要的是，发国难财是极端自私的，难以避免地会损害到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四
湖北红十字会应该怎么做？
在如此大规模的疫情面前，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显露无疑。人吃五谷杂粮，总有个三长两短，在传统社会里，守望相助便是互助的社会机制。但现代社会是一个“液态”的社会，有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所以无法“守”；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彼此相逢不相识，所以也没得“望”；现代社会还是一个风险社会，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较之过去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结果更惨，因此也更需要他人的援助和社会的支持。
一方面是渴望更多地、更大地帮助，
一方面是传统的“守望相助”又无济于事，由此，便产生了组织化、专业化、志愿性的慈善组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红十字会。
2月4日，湖北省红十字会的三个领导被处分以及韩红慈善的刷屏，再次凸显红十字会所遭遇的信任风暴，其实就是对红十字会的组织宗旨和使命的道德追问。由此需要明确，
一是红十字会的组织定位。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是社会慈善活动的主体，要起到宏观政府和微观个体所不能或不应起到的作用。
二是专业的定位。红十字会是专业的慈善团体，应树立更高的行业标杆，做到制度完善、信息透明、执行效率高。
三是志愿性定位。要招募有志愿精神的人参与红十字会的工作。志愿精神有两个维度：一是为他人和社会的奉献精神，这是利他的维度；一是表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为己的维度。慈善实践是将利他和为己统一起来的有效途径。
五
三种“阴谋论”的根源及批判
最近，国内外互联网上出现一些流言，将疫情与“人造病毒泄漏”甚至“生化武器”联系在一起。这种阴谋论来自人们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可控的毁灭性风险的焦虑。所以，如何用好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为科技发展筑牢伦理底线和价值向度，是当前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去年国家成立了科技伦理委员会就是一个重要举措。还有一种阴谋论往往指向美国，认为是美国将冠状病毒用作“生化武器”来祸害我国。这种阴谋论体现了在特朗普政府的极端现实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活动的刺激下，所导致焦虑与担忧，以及对近代以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屈辱的历史记忆。
还有一种阴谋论更多地是来源于人们无知、愚昧和逃脱责任心理。总之，阴谋论是不理性的，误导人的，也是无济于事的。阴谋论所营造的诡异氛围将会把勇气、坦诚、仁爱、宽容等美德消耗殆尽。而给这类人普及科学常识，训练理性思维，培养责任意识，是对付“阴谋论”的最好办法。
六
滥食野生动物为什么不道德？
在近日的央视新闻类主持人大赛中，选手王嘉宁抽到了一个图片说明题，图上画着一个拿着枪的猎人和一只熊，猎人和熊哥站在一边，在一根平衡木上对峙着。背后的主题是：人与动物的共生共存，需要人类的自我约束，否则“枪响之后没有赢家。”这是董卿惊艳全场的金句。能够成为金句是因为它合乎情理，切中时弊，能触动心弦，引起共鸣。武汉疫情爆发，国人再次认识到禁食野生动物的防疫意义。
2020年1月23日，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19名院士学者公开联名呼吁杜绝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建议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内容写入法条之中。但“禁食野生动物”作为道德主张是否合理，并不容易证明。这里既涉及定义问题，譬如哪些动物算是野生动物；也涉及价值问题，譬如禁食者认为，动物也有其内在价值，也该得到尊重，应当禁食野生动物。反对禁食者认为，食用野生动物是否应当，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离开了人的存在和发展就无所谓价值的问题；还涉及是否可行的问题。譬如，钓鱼是不是也是不应当的行为呢？
我觉得可行的主张是：不得滥食野生动物。滥就是过度，这个 “度”不是自然的限度，或经济的边际，而是道德的边界。有学者把它概括为三原则：
一是不宰食法律禁止宰食的动物。
二是不虐杀动物，普遍实行人道屠宰方式。
三是对工厂化养殖做出严格限制。
七
“中医黑”的道德问题
中医黑貌似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如果这种“黑”超过了学术批评的范围，干扰了非常时期的疫情防控，影响到公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中医黑有三拨人：
一拨人是科学主义的信奉者。这拨人总是拿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要求中医，用西医的那套思维来解释中医，用西医的那套哲学来解构中医。问题在于，西医和中医本是不同的路数，背后是不同的哲学，在实践中也各有优劣，所以，中西医结合就是不错的方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介绍中医疗效后，也明确指出，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是个好办法。当然，这拨“中医黑”更多的是认知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
第二拨中医黑来自黑中医。这拨人认为中医无所不能，没有什么病是中医不能治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医不可以拿来治病的。这拨人把中医神化了，更有甚者，借神化中医图名牟利。这拨人最不道德，对中医行业的破坏也最严重。可见，批判中医的不一定不道德，赞扬中医也不一定道德。关键是医者仁心，且能造福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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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拨人是盲从的，这个“盲”就是眼黑。跟着瞎嚷嚷，既不明白事实，又不了解医学。这拨人在道德人格上是不成熟的，还没有自主的道德判断能力。总之，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在医疗实践中都应具备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既可以由漫长的生活实践来检验，也要经得起现代医疗文明的基本标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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