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金玉屑”那一套，多为官话套话，只鼓捣辞藻而不办实事，极易助长敷衍塞责、文过饰非的恶习，不可不防。

　　俗话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哪怕这沙子是金玉之质，也容不得。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把这个道理与写文章联系在一起：“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

　　那么，文章中的“金玉屑”指的是什么呢？是那些看似冠冕堂皇、辞藻华丽，却与主题关系不大，只能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的内容。正如清代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所写：称昆山必曰“玉峯”，称江阴必曰“澄江”，称常熟必曰“虞山”……这种“掉书袋”的习气，就是在文中掺杂“金玉屑”的表现。

　　如果说文人的掉文是一种“癖”，那么，本没有什么文化却装作有文化的掉文，就是更严重的病，有时还会闹出大笑话来。《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北宋时期的将领党进，一次被派往边疆，太祖知道他不识字，令其不必入朝辞别，可他不肯。上朝面圣时，他跪在那儿一言不发，忽然抬起头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搞得大家都笑了。原来，党进这句话典出《石台孝经序》，意思是上古的帝王崇尚简朴，希望皇上休养生息。这句话，跟党进当时所处的情境，可谓“八竿子打不着”，所以大家才会哄笑。然而，党进之所以看重这“金玉屑”，却有他的一番道理：“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可见，党进掉文的目的，无非是“要官家知道”，因此冒着贻笑大方的风险也要附庸风雅一番。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明嘉靖年间，世宗信奉道教，宫中每有斋醮，就命词臣撰写焚化祭天的奏章祝文。这类祝文形式华丽、对仗工整，名作“青词”。李春芳、顾鼎臣、严嵩等一帮人，正是靠着“青词”邀功晋级，被世人称为“青词宰相”。

　　正因为“金玉屑”有害，有识之士多对其保持警惕。唐贞观年间，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文才，声震京邑。但是，王师旦考其策为“下等”。太宗问他缘由，他回答说：“此辈诚有辞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太宗深以为然。正是在君臣合力倡导之下，初唐雅正质朴文风得以弘扬。

　　宋庆历年间，河北大水，仁宗问巡视灾区的官员：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仁宗又问：百姓何如？使臣对曰：如丧考妣。仁宗默然，不久之后就下诏：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仁宗的这一做法，有力扭转了当时的掉文之风。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金玉屑”那一套，多为官话套话，只鼓捣辞藻而不办实事，极易助长敷衍塞责、文过饰非的恶习，不可不防。晚清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叹：“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但由来已久的掉文习气却始终没有断绝，“金玉屑”也发展出不少新变体。当下，有的人整天琢磨四六句，文章写得合辙押韵、铺陈华丽，内容却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有的满足于当“文抄公”，来了任务就求助于搜索引擎，最大本事就是“复制”“粘贴”。凡此种种，都是制造“金玉屑”的表现，皆会产生不良影响。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等要求，形成改文风、转作风的鲜明导向和强大声势。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唯实精神和实干作风的时代。是“虚”字当头还是“实”字打底，势必影响到我们的历史作为。清理各项工作中的“金玉屑”，以踏实、朴实、诚实的态度推进各项工作，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责任编辑：武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