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对待名利名位，前人早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方法。

　　明末清初沈捷在其所著《增订心相百二十善》中指出：“徳业观前面人，名位观后面人。”其意思是，德业多看超过自己的人，名位多看不如自己的人。换句话，就是多建立功业、少计较功名。

　　名位名利的确让人眼羡，欲想求之也无可厚非。但追求名位名利，决不能以失去德业功业为基础。古人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没有正确的名利观，就不可能更好地立功、立言、立德，也就很难有一番作为。是重德业，还是重名利，关乎一个人的为官修养、价值追求、人生境界。

　　近期报道的两位典型，都有着正确的名利观，颇值得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一位是著名植物学家、已故复旦大学教授钟扬。钟扬33岁时，已是副厅级干部，他却放弃“大好前程”，做了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为的是做好自己的“种子事业”。援藏16年，钟扬奔走50万公里，采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为国家和人类储下丰富的“基因”宝藏。

　　另一位是因公牺牲的武汉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长杨汉军。他一辈子秉持一种理念，那就是“把官做淡、把事做精、把人做大”。他常说：“官当得再大，终有一天要退下来。回首往事，最令人欣慰的不是当年有多大权力，而是你为党和人民干了几件实事好事。”

　　这样的党员干部无愧于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的称号。“让利精于取利，逃名巧于邀名。”党员干部的人生价值在于为人民做事，而不是为自己做官。官欲太盛，名利太重，势必分散为民造福、为民谋利的事业心责任感。一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谋取官位、夺取名位上，各种不正之风、歪门邪道就会随之出现。《颜氏家训》有言：“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只有那些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官大官小的党员干部，才能一心一意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从而留下政绩政声，赢得名望名声。

　　1957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道：“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躲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毛泽东同志当年的警示，依然值得今天的党员干部认真反思、深刻警醒。

　　新时代，党和国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单位的编制少了，官位少了。于是，就有一些人为名位名利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到处拉关系、搭天线、找门路。殊不知，比官职更重要的是事业，比名利更重要的是功绩。“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事实证明，党和国家事业各条战线上灿若群星的杰出人才，都不是以官职而是以事功著称于世。正所谓，唯德业事业长留天地间。

　　“名是实之宾，无实何能名。”新时代是干事业、创功业的时代，而不是争名利、夺官位的时代。把功夫练到家，把功课做到极致，功名不请自来，功业也会被人们刻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责任编辑：武淳）